8月19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其中选了中共“五老”之一的两篇文章，他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59]他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60]
这也显示出这个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几分天真可爱之处，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 “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云彬恐怕怎么也想不通吧。
8月27日，宋云彬到北大出席国文座谈会，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时，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62]29日，他继续审阅清华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 [63]
宋云彬为人处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对柳亚子“牢骚”的劝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时，叶圣陶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进行调查。信稿请宋云彬斟酌，他的意见是 “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来，说起“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65] 他并无什么表示。
尽管他小心翼翼、 处世低调，仍免不了时时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书生气来。
3月26日晚，与张志让、徐铸成去看京剧，他在日记中说演《得意缘》的梁小鸾最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会的曲艺晚会，连阔如是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的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67]
3月27日晚，他参加国民戏院的晚会，主要是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代表团正副团长郭沫若、马寅初先后致答辞，他的评价是：“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68]
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感慨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听周的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 [69]
4月21日，他在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直言“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70]
8月8日，有人告诉宋云彬，开明书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对时局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摈弃，余敢作此预言”。 [71]
然而，历史的吊诡是仅仅8年后宋云彬自己就成了右派，“为新社会所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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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当年人民日报一位编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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