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
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38]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39]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40]
6月9日，他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沈志远报告时说“学协”可能要改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扬、齐燕铭都有所暗示。6月22日，他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李达]、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当晚，他从叶圣陶那里得知，已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发起召集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41]几天后（25日），他作为史学方面的13人之一参加了成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共57人，名单都是“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周作报告，然后多人发言。“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42]
7月17日，他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沈钧儒任主席。“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43]
一方面宋云彬对那么多的会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3月29日，他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同游天坛，回音壁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 傅彬然告诉军士，他们是民主人士，并拿出六国饭店的小木牌给军士看，“窘状可掬也”。接着，他们又到别处去玩耍，又是听大鼓，又是打弹子，吃面食，喝白酒，等回到饭店，才知叶圣陶被接到某处出席座谈会没回来。“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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