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
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
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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