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为什么会离开大陆，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无关系，以往我们曾听说，因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临行前，毛还赠以手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1949年选择离开之际曾有过彷徨与犹豫，但从我现在见到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迹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才会点名指斥傅斯年。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34]
傅斯年与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期就有过直接的接触，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很多青年人成为激烈的左派，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过：“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35]
1月21日，蒋退李继，李马上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希望傅也能出来帮忙，但他对和平根本不抱希望，所以给李写了一封信，全集没有收入，认为共产党“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幻想“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治中]邵[力子]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 [36]
他的这一立场是很明确的，一贯的，也是公开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名文中，点了傅斯年的名。他认为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那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在他潸然泪下之后，等待他的是“不堪回首”。他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11月20日问世的创刊号刊出了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的不平等”。
他分析苏联的情形说：“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他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哪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
最后他说：“没有经济平等，固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也决不能达到社会平等。……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地达到之前，与其要求绝对的‘平等’而受了骗，毋宁保持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而暂时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平等。这样，将来还有奋斗的余地。”[37]
对苏联的认识是一个牵涉很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清楚的。傅斯年的看法未必完全客观公允，但在苏联解体40多年前，他就作出了这些引人思考的大胆论断，不能不让后人感叹。
12月5日，他作了一次《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苏联的认识，演讲词发表在12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三期。
但他依然恪守着论政而不从政的底线，他可以为《自由中国》撰写锋芒毕露的政论，但当胡适推荐他担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时，他拒绝了，雷震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傅斯年不愿担任此工作。
他虽然有政治上的见解，有些见解甚至不无时代的局限，对蒋的关系，类似传统的读书人对帝王的某种心态。蒋1950年复职“总统”，他曾在“中央”日报刊登贺电。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念书人的习气”，他的见解哪怕不对，在他也是出于至诚，完全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丝毫也不作伪，因此才充满了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浩然之气。他之炮轰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台湾大学也是如此，用他喜欢的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到孤岛，他已抱定“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决心，所以才会心无旁骛地办台湾大学，将他最后的生命都投入进去。台湾大学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1950年12月20日，他在岛上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让胡适等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的知识分子悲痛不已。胡适称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1][21][22][23][35]《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20、16、37、37—38、17页。
[2][3][4][5][6][9][10][11][12][13][14][15][16][17][18][19][20][25][26][28]《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8—69、70、79—80、126、95、81、84、85、301、304、89、123、124、124—125、125、126、127、249—250、13、80页。
[7]《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7页。
[8][27][29][31]《傅斯年选集》第十册，文星书店1967年版，1664、1495—1498、1499—1500、1664页。
[24]《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二期，70页。
[30][32]《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77—378、378页。
[33]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23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1374页。
[36][37]《傅斯年选集》第九册，文星书店1967年版，1485—1486、1579—1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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