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叶青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优待共产党”，一是台大教授李霁野突然离开，未经系主任、院长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说是请假，传闻先到香港，后到大陆。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送家眷去广州，校方仍发薪水。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他们把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
面对这些不顾事实罗织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这一声明义正词严，55年后依然有着金石般的回响，这是他对大学精神的捍卫。他与反共老手叶青的冲突主要就是因为如此，叶青信中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对于从共区逃出来的学者专家，应该尽量罗致”。傅斯年读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说：“我请教员，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是因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台湾大学作为‘招贤纳士’之处，那真对不起国家了。招贤纳士与办学不能合为一事，国家要如此，可以另设机关，学校若如此，必糟无疑。”他最后表示：“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为同志……”[27]
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28]
叶青又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发表声明反驳：“反对共产党可以反对其目的，也可以反对其方法，苏共在斯大林时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变。大体上我并不反对列宁之目的而反对其方法，因为他的目的还有不少人道主义，而其方法则是马嘉维利主义。至于斯大林，则目的全是帝国主义，而其方法则是越变越厉害的马嘉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绝不能毫无凭据，指人为共产党亦绝不能不重视在法律内的学术自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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