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 ，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做到释迦牟尼或耶稣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19]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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