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12]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的。[13]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14]“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15]“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