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断续花了九年工夫，是他继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休息一下。重庆北碚北温泉附近有一座缙云山，山顶上有个缙云寺。当年夏天，勉仁文学院一放暑假，他就和谢无量夫妇及勉仁文学院的两个同事上山“闭关习静”，住在缙云寺附近的民居中。
从8月4日到9月11日，他闭关的一个多月留下了一本日记。其时，南京、上海都已解放，“北平”即将改回“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整个古老的大陆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南方许多地方硝烟未熄，国民党残余力量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作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梁漱溟毕生的追求都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即使在闭关静修之时，他的内心也不平静，对山下、对外界尤其是局势的变化，他始终未能忘怀，可以说无时不在关心——8月5日，“报载长沙局部和平讯”。 8月18日，“闻福州撤守”。8月28日，“闻兰州撤守”。9月6日，“闻昆明有变，空运已停”。9日，“午后天晴。滇事似缓和”。这些政局、军事的变化一一载入了他简短的日记中。
尽管梁漱溟知道“必要从世俗生命所具之一种贪迷奔逐之势中超脱出来”，才能修成“佛法”，如他8月12日的日记所说：“每日一心不免二用，去道最远，平素未尝不自知，而以此今日修道感觉最深切。” 但真要超脱又谈何容易，他说：“平常余每因极细小不成问题之事而不能入寐。”
他感叹自己的“迟钝”，实际上是“放不下”。“因对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然细思所谓放下，只能是放平，而不可能是放弃不管。放平是佛法，放弃非佛法，不独于悲心不合，亦于大手印之不作分别取舍不合也。……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短短一个月中，他虽居山顶，人员、书信、电话的往来都非常频繁，他常感到学佛的“功课受妨碍”。
8月5日，他给卢作孚弟弟、北碚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写信。7日有人来山，他写了“答仲华信”。10日，儿子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13日，“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15日，“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16日，“得张东荪一信。”17日，勉仁中学教师、职员王勤庄等来山，他已和路明书店签订了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契约，收到此书十三、十四章的校样。他写信给勉仁文学院的同事李源澄、侯子温。18日，“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 19日，“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 20日，“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陈玉诚有长信”。 21日，“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 22日，“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 24日，“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馀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25日，“复张东荪一信，托谷转寄。……写宋乐颜信。收朝杰信”。又写信感谢查济民为勉仁中学捐款。26日，“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27日，“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28日，“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 29日，“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30日，“写徐树人一信”，他发现“寺前桂花盛开”。31日，“收路明书店信，复之”。
9月1日，“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万、王二先生来山”。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 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4日，“子英电话不复上山”。5日，“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仑，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7日，“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第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9日，“得艮庸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借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般”。10日，“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
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琐碎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即便住在山顶上学佛，他与世俗的联系几乎也无一日中断过。在他交往的人中既有张东荪、顾孟馀、孙伏园、卢作孚、张澜、熊十力等著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的同事、朋友、晚辈等，或为国事，或为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的校事，或为所属农场及其他种种世事，这一切他一概都“放不下”。难怪他总是要做梦，他在日记中不断地记下自己的梦。
8月9日，“夜来梦中行业几乎杀盗淫皆有表露，无始习气深如此”。 10日，“夜来梦中不免名利恭敬之念，及苟免自全之心”。14日，“夜间几无时无梦，心不能闲之病极大；人以为我入道必易，实则适得其反”。 15日，“夜来仍苦梦多，醒时疲劳，必经一时间疲劳乃除”。16日，“夜来梦似减轻”。17日，“夜来梦境较悠闲，如游西湖或观剧等；然入寐即入梦，总不能廓然无梦”。21日，“夜梦未见减少，头脑未见清爽”。31日，“午睡酣沉，但仍不能无梦耳”。9月6日，“夜梦又似初来时一般，午睡亦浮而不沉”。[18]
梁漱溟一个多月的学佛实际上并无所成，9月8日，他在下山前夕的大失眠“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实际上他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已说得很明白：“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所为皈依者，自感慧力不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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