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报纸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七十岁的历史学家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首发），陈垣以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的过来人姿态，一方面对胡适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进行了驳斥，一方面劝说胡适放弃过去的“错误成见”，否定过去的“观点错误”，翻然觉悟，脱离“反人民的集团”，“回到新青年的行列”。[39]
6月18日晚，胡适第一次看到《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英文译本，第一段引用的是当日他给陈垣最后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他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0] 他们之间在学术上曾有许多交往，胡适离开北平的前夜，还在写信和陈垣讨论学问，信的最后说道：“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6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当天他在日记中仍顽固地说：“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41] 不过到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42]
12月15日夜，他自抄给陈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关于考证的一封信，转眼一年了。他在附记中说：“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43]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陈垣不久后就会发表这样的公开信与他对垒。他从自己的逻辑出发，一口咬定公开信不是陈垣自己写的。
虽然“根株浮沧海”，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依然热切地关注着此岸的一切，这毕竟是他的祖国啊。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道，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44]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二十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5]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46]
这一年胡适59岁，离他的生命终点已不到12年。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他曾一再提及“精神上十分苦闷”，这种苦闷一直伴随着他走过1949年。“根株浮沧海”，哀伤的精神还将笼罩他整个生命的黄昏。
[1][3][7][10][11][12][13][18][19][40][41][42]《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31、732、743、774、778、781、782、774—775、779、778、778—779、780页。
[2]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白皮书，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27页。
[4][5][14][20][22][24][27][31][32][33][35][36][37][38][4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8、2077、2099—2100、2078—2081、2082—2083、2083、2089、2069、2092、2092—2093、2097、2098、2100、2107、2063页。
[6][30]《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9、1218页。
[8]《陈君葆日记》下册（1941年—1949年），1033页。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3页。
[15][16][45][46]《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81、1188、1181、1187页。
[17]雷震日记，《雷震全集》第31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130页。
[21]转引自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88页。
[23][25][28][29]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9—10、5—6、8页。
[26]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生平的几个疑案》，《万象》2004年第7期，42页。
[34]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9][44]《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1982年沈阳，34—3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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