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认为中国内战的“恶果”非美国所能左右，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严厉。之后胡适有5个月没有去过华盛顿，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没有去访问政府和国会中人。1954年2月，胡适在给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一个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点跟历史性的伟大传统，至少是相符合的。这个伟大传统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举的以及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所写在“大西洋宪章”的不承认主义。”[36]
然而，反攻也罢，不承认也罢，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几乎成了胡适的主要工作。从1954年7月1日后，他常常都是以《水经注》的考据自娱，打发“根株浮沧海”的痛苦时光。虽然他8月间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不搞考据了，可是9月5日，他还是禁不住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后的《暂记》中说：“1949年9月5日是美国的‘劳动节’，其前两日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期。我在这百忧交迫的时候，决心休息三天，就开始写这篇《象棋小考》。写得太长了，我在客中又没有书，不够参考，故又搁下了。”[37] 到10月29日，他还专门给杨联升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无聊赖之中又写了一篇短文《试考董沛所见全氏的〈水经注〉校本》。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一些利益人命运的关注。据陈之迈回忆，这年10月底、11月初，胡适两次心脏剧痛，仍不断和友人讨论时事：
1.征兵事，必求公平合理。
2.蒋介石复职总统问题，最所关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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