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所以才会想把家属安排到老家安徽绩溪去住。1月8日，蒋介石请他吃晚饭，他为蒋讲了温赖特将军守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国会特授于“荣誉勋章”的历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写了“蒋公稍有动意？”一句话，蒋是否为这个故事所打动，胡适只是猜测，所以才会在后面加一个问号。从蒋坚持要胡适去美国，蒋从无求和的打算和诚意，所谓“求和”文告都不过是演戏罢了。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和老同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谈了半小时，竺可桢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30]
也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记记载，听说胡适在台湾讲话指出“和比战为难”。几年后（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胡适说：
“和比战难”，是我三年半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前说的。……“和比战难”这个名词，将在未来战史上会留下好几页的记录。在国共和谈时，我说了“和比战难”。某晚，张治中跑来看我，说：“胡先生，我对你什么都佩服，就是对你的‘和比战难’不敢领教。”我想张治中现在应该佩服我了吧！与共产党谈和，原是不容易的！[31]
其实，他最早提出“和比战难”是在抗战初期，1938、1939年他给蒋介石政府的电报中就强调和平比战争难百倍。1949年，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接受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他自称“此是第六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了。10年后在《自由中国》纪念会上，他说：“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来访问他，要他谈话，他在几年后回忆：“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32]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住在他当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的房子里。此次赴美与抗战时情形不同，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他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远不变的”。[33]
这和蒋对他的谦恭、拉拢恐怕也不无关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时，这年3月9日，蒋曾专门派儿子去上海看他。（3月9日蒋经国日记，“父亲派我赴沪访胡适先生”。）5月8日，浙赣铁路已被解放军占领，长沙、衡阳指日可下，香港学者陈君葆在日记中说：“以蒋介石言，已无可为了。而胡适还说‘救中国还来得及’！”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4]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其时即使是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也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和他抗战之时做“过河卒子”，赴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语。到7月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忆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35]
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的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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