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夜，在写完《自由中国》的宗旨后，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到无比激动，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死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赞佩，认为——
“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大胆地指摘一些人‘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一些人’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
胡适指出：“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陈独秀在病中写给西流的那封长达五千多字的长信，“陆续写了二十余日才写好”，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讨论“民主政治”的。胡适说“这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提出了“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27]
这篇序文最后，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然而当后来雷震一再吁请他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时，他的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不同意。当年12月8日雷震听到胡适要组织“自由党”的传闻，曾给胡适写信。
很凑巧的事，蒋廷黻先生对外发表谓 先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草案已由纪五弟寄来雪艇先生处见到），《自由中国》刊物适逢其时出版，《新闻天地》附会这两件事有关联，他的题目是《胡适、自由、自由党》，开头就说“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不是一日间事，由自由主义进而组自由党，也不是一件传闻的新闻，但是从我国堂堂正正驻联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此时于台北出版”，谁说天下没有这样凑巧的事。
《中国自由党》章程已拜读，先生愿出来领导，使爱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兴奋。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之内，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对此点特别注意。又负此责者，不但要有组织能力，并须公正、和平与任劳任怨，国民党失败之前车可鉴，务祈（负组织之人，心地不可狭隘） 先生注意组织人选，一切毛病与漏洞，将来会由此而生。又，自由党组织部分，定得太简单。[28]
实际上，胡适没有介入蒋廷黻试图组织“自由党”一事，雷震误信了王世杰儿子纪五的话。此时的雷震对组党也并不怎么热心，他更热衷的是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同年，他曾写信恳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一运动。
再者，“自由中国运动”因先生不起劲，仍不能开始，港、台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学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荐之人，如孟余、孟真两先生，都不愿担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极。老实说，“自由中国运动”如非先生出来领导，绝对没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为己任如先生者，还能这样长此因循下去么？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说不出道理来。前次征求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29]
这封信只留下一个不完整的文本，是否发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出面领导显然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对抗的“自由中国运动”。尽管如此，他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惋叹之情和要为蒋介石补台帮忙的尽忠之情，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仇视和对抗立场已经表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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