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这些观点本身难免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个他所认为的面临“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抉择的“危险”时刻，针对有些人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论调，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传统，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20]
这次演讲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所讲大致相同。在即将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关头，胡适所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他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用意也无非想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这一观点从学术上诚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则是不容轻慢的。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21]（据蒋经国4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章毫不掩饰其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节节胜利所怀的敌意和攻击，提出《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其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包括“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他所谓的“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22]宣言的反共亲蒋立场是很鲜明的。
最初，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确实带有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意图，所以民主、自由的价值都是包裹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铁幕”的外衣下，这也是它最初得到蒋介石许可乃至支持的原因，这本小小的半月刊将在最后的孤岛上向蒋的独裁、专横发起挑战，将与蒋的小朝廷对峙，这是蒋始料不及的，胡适却未必心中无数，所以他一直很谨慎，不想介入太深。当然，他是《自由中国》无可争议的发起人之一，从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过四次，这个杂志名称还是他向杭立武提议的。所以，4月16日，船到檀香山前夕，他写信给雷震、杭立武、王世杰三人：
《宗旨》写了几次，都写不成。最后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满意。千万请你们与书琴、佛泉、子水诸君仔细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写过。
请注意这不过是拟稿之一种。
万不得已时，还是不发表书面的宗旨或约章。
若发表《宗旨》定稿，请不要具名。[23]
不过，雷震他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当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不仅把胡适写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印在扉页上，而且以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以后在纪念《自由中国》三周年时，胡适讲过这样一番话：
……大陆危急的时候……许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
（那时）自由中国还有半个大陆。……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这几条“宗旨”寄给雷震、杭立武。“希望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稿子修改扩充。可是他们很客气，没有修改，就将我在船上匆匆写成的文字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宣言。这实在令我感到十分惭愧。后来这几条宗旨不但刊载于《自由中国》的第一期，并且每期都刊载，作为提醒我们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现在，我仍感到惭愧。”[24]
对于以他的姓名为“发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兴”，认为“这是作伪”，不是一个“好榜样”。[25]
《自由中国》创办时，杭立武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所以这个刊物曾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创办人也多为国民党中人。“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宁传达了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共同声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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