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3]话虽如此，国民党方面乃至美国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长的呼声却一直不断。不过他连顾问性质的“总统府资政”都拒绝了，他留恋的倒是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
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天他得知蒋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4]
他也确实尽着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责任，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报纸，见到一则梅贻琦的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个电话，恰巧胡适也在那里，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
焦增煜是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旧制学生，应于实习两年期满之后给予毕业证书。但当其第六年下学期实习时期，焦君因时局关系，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离开北平。其所携北京大学教务处注册组所给历年成绩表及实习证件，均属真实，特为证明如右。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5]
凭着这一纸证明，这位学生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这不是孤立的，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学生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以适之函来[二十一晚，即适之飞台前夕所书]，余告以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嘱其于暑中参加入学考试”）。[6]
2月13日，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希望胡适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7]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适不应该从政，香港学者陈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他与曾昭抡夫妇以及刚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与他谈话，便说胡适是不应搞政治的，朱光潜到了不应该和不必说话的时候，倒说起话来，那真是犯不着”。[8]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当天包天笑的日记中说：“胡适在美国，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将又蹈傅秉常之覆辙。但傅尚回国一次，胡则在此时期，未必回国也。”[9]连局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国民党政客们岂能不知，这只是应付美国人而已。6月13日，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10]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日夜自省”，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他说：“今日恳辞，非为私也。”[11] 但即使穷途中的权势者也不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诚恳所感动，权力的逻辑是没有情、诚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阎锡山仍不放他辞职的电报。当夜他还见到了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文：“廷黻兄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政府洽商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可此种布置否？适之昨谓李代总统实在未来电邀就外长。堪注意。”蒋复电：“甚望适之先生先回国，再商一切也。”[12]
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都是坚辞外长事。一给蒋介石，认真地表示宋子文电报中所说，“从未赞成，亦决不赞成”。[13] 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14]朱家骅的档案中有这一电文的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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