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风雨飘摇，气象学界仍然为庆祝竺可桢60岁生日出专集、辟纪念室。6月14日，在上海的一次气象讨论会上，赵九章代表气象学会当面将5月间编印的《竺可桢先生六旬寿辰纪念专刊》交给他，其中收入文章17篇，报告一篇，印刷也很精致，表彰竺可桢在气象界的筚路蓝缕之功。竺可桢在致谢词时说，自己在浙大十三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渔父，因避秦乱而入异地，及其返家，则一切茫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其如余今日之于气象学矣……”[82]实际上，在他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从未停止对科学前沿的关注，从未放弃科学研究，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不少有见地、有科学价值的专业论文。如今告别了浙大，他能否全身心地回到正常的科学研究中，此后将会面临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布满了问号。
此前，他在5月27日的日记中说：“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83] 6月5日，在讨论中央研究院出路的会上，他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虽是俄国对于理论亦极注重，但以中国经济之支绌，将来难免不为专题而给款，而此等专题胥为应用的……”[84]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因等待市政府来宾，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了九点，陈毅亲自来参加。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半个小时，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接着，陈毅讲了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85]几天以后中央研究院被接收。
8月18日，竺可桢受命参观东北时，曾在大连作过一次《说台风》的演讲，发表在10月的《科学大众》上。9月16日，他与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86]
10月16日，竺可桢得知自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一（院长是郭沫若），不可能再回到上海了。“在未与郭沫若接洽以前，不知院中之大政方针，故亦事事摸不着头脑。”[87] 10月20日，他到北大理学院和饶树人谈科学院事。“深以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时至十小时不等。外间又谣传研究事将全归科学院办理，大学只是教书。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云云。余谓科学院大政方针虽尚未定，但大概不至于如此极端。”陆定一等都劝他暂时不要南归，等科学院有了眉目再说。[88]
从10月起，竺可桢读的书开始悄悄发生变化。10月20日， “午后三点至东安市场购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89]10月31日，在北京回南京路上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对于哲学科学颇为广博。书中对马赫学派攻击不遗余力。”[90] 11月5日，他借来一本关于苏联文教事业书，“其中述苏联科学院事颇详”。[91]12月10日，他读《科学与社会》一书，有关于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 [92]
从12月19日起，竺可桢开始学俄文。几天后他日记里也讲到，一早起来读半小时俄语。12月21日，他到三联书店买了《联共党史》。晚上，他到中南海参加中苏友好总会举办的晚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第二天，科学院中苏友好支会也举行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当晚各民主党派在北京饭店联合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他没有去。
60岁的竺可桢从头学俄文也好，阅读《联共党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也好，无非都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一个他所陌生的时代。既然选择了留下，这一切便是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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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52页。
[7][45][51][61]《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696、697、692、691页。
[8]《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15][16][17][19][66]《竺可桢全集》第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9、94、100、100、100页。
[52][64]《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47、53页。
[55]竺可桢手迹原件复印件。
[86]《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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