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他读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为“里德系共产党，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了白修德著的《中国之震雷》（现译《中国的惊雷》）后虽然相信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统比国民党政府做的彻底而努力得多”，但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党]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
竺可桢对共产党真正有了感性认识，而不是通过阅读、听说还是从亲历上海解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最初认识。
5月26日，他一觉醒来，上海已经解放。“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67]
5月27日午后，他出门只见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睹……”[68]
5月30日下午，谢季华和钱临照一起来看他，谢季华刚从南京到丹阳，与陈毅同来，曾听陈毅说共产党将尽力宽大对待敌党，胡适、傅孟真、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曾看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桢，说应当电告杭州市长谭震林到浙大访竺，可见陈毅此时还不知道他在上海。[69]
6月1日，“今日起时钟又拨迟一小时，因解放军来沪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时间，京沪与平不能有异，故又将时钟拨回一小时。不知城邑与乡村不同。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时间不必提早。城邑则惯有夜市，如不拨早，晨间日光浪费。或者以为夏令时间为英美办法，苏联并未颁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宁格勒纬度已高，夏季拨早一小时不能节省电费，因夏日昼可自晨三四点到晚九点十点也。倒是北纬三四十度有夏令时间之需也。”[70]
对此，气象学家竺可桢尤为敏感。
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来。“余告以上海船舶往来甚众，不久台风时期将届，应未雨绸缪，先为之备。次谈及夏季时间改早问题。余以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时间可以省电，不妨由公用局之用电度数算出之。”[71]
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亚农等谈及8月将开的科学会议请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说：“如此众多，费款必多；将来招待，一切从简。”[72]
6月19日下午，中国技术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他因为担心“开会时间甚久（目前上海习惯开会，每达五六小时）”，所以不去参加。[73]
6月29日，《新闻日报》记者采访竺可桢，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特务向来极宽大，但今日起沿户搜查，问他作何感想。二是中共28周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是“均无意见可以发表”。[74]
6月30日，即中共28周年纪念前夜，华东局与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吃饭，近一千二三百人，来宾中宋庆龄、黄任之、陈叔通等及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75]
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南市教育局长招待中餐，“菜颇丰，仍为中国旧习惯也”。 [76]
7月13日，他来到阔别十三年的北平，“今日重来，更觉北京之伟大”。[77]
7月23日，他随科学参观团到东北参观。31日，他们参观了抚顺一个制铝厂遗址，“现其机器为苏联移去，人民政府将向苏联索回云”。 [78]
8月13日，他在大连参观时得知，“据中苏条约，苏军可驻军三十年云云”。 [79]
8月19日，他们在大连海滨公园，同行的王成组“因在海滨照苏联军营，致被押至公安局”，他们都“颇为惊恐”，不过当地交际处处长很快就将人保释出来了。[80]
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团体请吃晚饭，到场的有500人以上。“此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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