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浙大风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桢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积极安排下，由学生普选产生，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一场庆祝他们敬爱的校长60岁生日的活动2月间就拉开了序幕。学生以为2月25日是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祝廉先的贺诗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开千万树”等句子。实际上这一天离竺可桢真正的生日还有十来天，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而且今天阳历二月二十五、阴历正月二十八，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50]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感人的《竺可桢启事》，郑重表示，礼物一律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近有同事同学发起为桢庆祝生日。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不良，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51]
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他辞而不往；学生向他献上“浙大保姆”的锦旗，他坚辞不受。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建“可桢图书馆”作为纪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为了避免师生来祝寿，他带着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吃面条、馄饨，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3月8日，因为学生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贺电、贺信不断，他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焘在日记中说：“学生贴出祝竺校长六十寿文字，记校长小节数事，可见其人格，颇为感奋。”[52]
学生对他的爱戴确乎是诚挚的，否则光凭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热烈。那一刻，竺可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浙大校长生涯即将告终，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样大规模地庆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师生们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在推动。竺可桢选择留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主动地做工作，表示对他的团结尊重。84岁的许良英先生（他是当时中共浙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工委委员）告诉我：“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就在国民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时，竺可桢收到了这封盖有“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印记的特殊新年贺信，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他在去留之间的选择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诚然是很难判断，但有三件事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态。
一是在竺可桢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学生普选成立了护校（实际上是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几天后，他专门抽时间约见“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53]1月19日，他接受学生“应变会”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学校围墙的建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填土等工作”。[54]自从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迁往广州的消息以来，人心惶惶，许多大学都在考虑迁校，而浙大却忙于筑墙，其中深意尽在不言之中。
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组织了“安全委员会”。4月24日，更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竺可桢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为浙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副主席是数学教授苏步青。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加了着重号、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55]
写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
这封信严仁赓一直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复印了一份给许良英先生，我曾见过这一复印件。
二是竺可桢多方了解共产党进城后的情况。1月8日，他在浙大的泼斯顿夫人那里看到陈达夫人北平来信。“知共军入清华时在十二月二十九。当时颇为惊慌，但仅数小时此惊涛即成过去云云。”[56] 2月13日，他听说“诸暨乡下几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与人民尚相安云”。[57]4月6日，他请北平新来的朝阳大学教务长王镇远、北大政治学教授崔书琴吃晚饭，饭后请王镇远讲北平近况，王是3月8日离开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军纪律佳；共党干部作集团生活，无贪污之事，是其佳点；惟缺乏干部，经济生活更不如前。”[58]
三是在等待时代巨变的日子里，竺可桢并没有焦躁不安，六神无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静地读书、思考，似乎超越于当时急风暴雨的风浪之外。
3月17日，他读Clarence Mill的《气候与人生》；3月21、23日读《世界之罗盘》关于地缘政治学等文；3月24日读《洪北江诗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岁在贵州为学使时著，时为1794年，中有《治平》《生计》二篇述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氏所说相类，但其书[较]马氏第一版《人口论》出版年月早四年（1798），此亦可谓巧矣。马尔萨斯谓人口增加速率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生产增加是数学级数，其言简而包含甚广；氏则比较笼统。‘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两者比较，竺可桢发出了“中国科学之不能兴亦以此”的慨叹。[59]
3月28日，他读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3月30日，读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4月9日，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文不过十页、四千余字而已；较之洪亮平《治平》、《生计》两篇一千二百字长约三倍余。但马文头三页约一千五百字全系空论，实际有关人口者不过三千字，而其中重复者有之。至于立论，马尔萨斯似较精辟，对于数字更为精密。马尔萨斯提及循环，其原因殊不近理也。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Lilley教授约余写文，为科学之社会关系史委员会之用，文字以三四千字为限，余拟作《十八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一位中国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60]
4月11、12日，他接连读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张荫麟留下的遗著《中国史纲》，感到“极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图书馆读《耶鲁评论》及《元史·元太祖本纪》；4月19日，到浙大国文系图书馆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天文与地理部分；4月20日，着手翻译洪亮吉《意言》中关于“治平”一章（至22日译完）。
5月24日炮声可闻之际，竺可桢还在上海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正因为他在去留之间已作出了抉择，所以他才会“泰山崩于前而不乱”，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境，读书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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