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当1949年来临的时候，竺可桢尚未最后意识到曲将终、人将散。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有着很深的反感，并深感绝望。上海解放之后，他日记中的两段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国民党的评价，5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12]
他曾几次在日记中提到蒋介石心腹爱将汤恩伯的贪婪。
3月23日，当他听说汤“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后，感叹“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13]
5月20日他又记下了汤向中央银行提取金子一万条及所有银元的传说，并进一步议论——“空穴来风，非无根之谣乎？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八十万金圆（市价二百四十万），而袁洋价已二千七百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14]
竺可桢对国民党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为申请加入共产党而写的思想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他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时事，可对宋、孔他们的贪污腐败，他是打心眼里蔑视。不过他对蒋有好感，认为他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有很大功劳。“到了1941年以后，蒋介石不顾舆情，一天天地压迫学生，我才慢慢地对他失去幻想。”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问渔以及少数浙大同事说过：“为国家前途计，为蒋介石个人计，最好的办法是蒋通电下野。”[15]
可以说，他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的一个过程，他曾数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因为他“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恶痛绝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16]到1943年，“那时大学校长几乎全已加入国民党，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党员。那一年教育部强迫各大学负责人到重庆入训练团，未经他的同意就公布他为三青团的监事，所以当他们要他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他就填了，反正入不入党也没有关系了（还领有党证）。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他居然被列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交过党费，从未参加过党员会议，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几次来信要他登记，他都复信拒绝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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