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离开浙大，但决不去台湾广州
1949年元旦，竺可桢日记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1]
时局动荡，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肩头的压力很重，他的内心一点也不乐观，更不会“喜形于色”。自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来，十三年的光阴已无情地逝去，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4次西迁，颠沛流离，在广西宜山日寇飞机的轰炸下，竺可桢将“求是”确立为浙大的校训，他明确解释“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这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愣是把一所小小的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瞩目的一流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培养了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一代英才，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位足以与蔡元培相比的“伟大的大学校长”（苏步青语）。从1936年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确实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曲动人的乐章。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4月29日他就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杭立武时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因为4月26日竺可桢听说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80多名学生的消息，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曾于27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进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放心不下，所以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2]
同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加上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来电催他。所以他虽感为难，但还是决定暂时离开浙大，他的日记对当时的心态有详细的记录。
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复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untenable[站不住脚]，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3]
当天下午大雨不止，他没有带家属一同离校。原定两点三十分开车，结果焦灼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十四分才开车，大批士兵蜂拥上车，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车，而且一度因士兵抢车辆而停车。车厢人满为患，其中95%是兵，他在日记中说：“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4]
直到4月30日中午十二点半，火车才到达上海西站，人满为患，他只能从车窗跳出，出站时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等到达中央研究院安顿下来，他就安排陪他同来的姚维明回杭州，并请转告夫人陈汲（允敏）“决不去台湾或广州”。当天下午三点，他见到杭立武，所谓“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他都拒绝了，并提出辞职。当晚，杭立武送来旅费二千万，他只是“当袁洋五元”了事。[5] 可以说从他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要去台湾。
5月2日早晨，他到街上买烧饼充饥，《新闻报》上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三十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迁至广州，当时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到广州才能办理护照。[6]
当天，他就给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未去台湾，“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事出无奈，希望他们见谅，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回中央研究院。至于上海各报所谓他昨天已飞抵台湾的报道，他说：“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实际上是辟谣。[7]
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他事后告诉接近的人，蒋经国曾劝他去台湾，他婉言谢绝了。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后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请他午餐，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8]
5月17日中午，他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他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9]
5月19日晨，竺可桢接到杭立武广州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10]巧即十八日，杭立武说替他办好了护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之前5月9日，竺可桢曾打电话给Unesco（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电。此时陈毅的大军离龙华机场已只有五里。
5月20日，因为护照已办妥，竺可桢到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他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11]
从“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万一”一词即可知，竺可桢实也并没有下决心去法国，至于广州、台湾则从来没打算去。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已选择留下，不想再上国民党这条船了。
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报道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1949年，在去留之间，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当年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二是他对浙大和学生的感情深厚，不愿离开。三是中共地下党对他积极争取，团结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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