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无疑也为揭开柳亚子“牢骚”之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统之际，他的举动就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了。1946年8月，宋云彬在为《人物》杂志写的《柳亚子》一文中说：“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来组织‘南社’，和恶势力斗争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会，无非诗酒唱和，而事实上却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54]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从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复社，史不绝书。然而，革命成功了，时代巨变了，还需要不是党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会”吗？中山公园的雅集注定要成为绝唱，文研会也必然是无疾而终，因为“文代会”马上要开了。7月2日，徐冰以汽车接柳亚子去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最后“周扬以车送归”。“文代会”之后当然不再需要什么文研会了。
至于柳亚子喜打抱不平、到处写信从以下二事可证，1949年初黄绍竑的侄女黄波拉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来到北平，食宿都发生困难。柳亚子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派秘书对黄一家作了安排。此外，如他为了画家尹瘦石成为文代会筹备委员的事，到处给茅盾、周扬等写信。此类的事他都热心得很，所以他自称是个“无事忙”的贾宝玉。
７月１日，宋云彬收到了柳亚子回信，他在日记中说：“接柳亚老复函，谓：‘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55]
７月４日，宋云彬又收到柳亚子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从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一夕谈后，已经“心平气静”[56]大概就是这次，他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得知自己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7月8日，宋给柳亚子写了一封回信，并附诗一首。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57]
7月21日，他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附和诗，即《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鵩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58]
三天后（7月24日），宋云彬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那里吃午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59]然而对于“热情横溢”的柳亚子来说，他内心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此后，自北行以来写诗不断、到处赠诗的他很长时间几乎都不写诗了，1949年下半年没什么诗，连开国大典都没有诗，尽管他被安排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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