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国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52]
信写成后，宋云彬先拿给叶圣陶看。“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宋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此信，并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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