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书生气十足，看问题比较中肯的宋云彬显然不同意胡的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说：“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在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所以张申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22]他接着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23]
第二天（3月26日），柳亚子日记“上午，在云彬处与愈之长谈，颇有意义”。[24]但宋日记没有记。
《感事呈毛主席》就是柳亚子和胡愈之长谈后写下的，可见谈话不仅没有消除他的牢骚，反而使他产生了归隐之念，这其实也是一种更大的牢骚。从胡愈之所举张申府的例子，我们也不难解读柳亚子的“牢骚”首先就是他不忘革命历史，他跟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酬唱，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自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灵魂人物，一贯反对蒋介石，可是当他兴冲冲进北平之后，发现并没有受到那么重视，李济深、谭平山的地位都远在他之上。后来（7月15日）他给曹美成信中有一句话：“现在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25]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他牢骚满腹，这一切都被比他年轻的朋友宋云彬看在眼里。虽然他们年龄相差十岁，直到1942年才在桂林相交，却是一见如故，关系很不一般，柳在《八年回忆》中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其时香港刚刚沦陷，柳亚子逃难到了文化人云集的桂林，宋云彬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柳亚子在这里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创办了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担任副社长之一。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等特意以南史社名义印行了《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
1946年8月2日，宋云彬写过《柳亚子》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情叙述颇详，其中说在桂林时，“我和柳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朝夕过从”。[26]1947年，宋云彬、柳亚子先后来到香港，两人也常有来往。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即请宋云彬担任秘书。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柳亚子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0月28日，他写信请宋云彬相助，其中有“弟与我兄，均为二十年前风云中硕果仅存之后死者”之句，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宋云彬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都曾遭到通缉。1949年，他们应邀同船北上，又一起来到北平。
正因为两人交情不浅，宋才对柳的“牢骚”感到忧虑。４月６日下午，宋走马灯似的参加了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和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刚好是柳亚子发言，谈及自己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他马上写了一张字条劝止。他说：“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27]罗迈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柳亚子一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1947年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其中有他对自己显然过于自负的定位：“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28]他认为，自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已“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学的预见”，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29]他之所以请李维汉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正是一种牢骚，是对当时自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受排挤的不满。
4月7日宋云彬日记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30]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致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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