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也并不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
实际上，他到北平几天即开始流露出了不痛快，抵京当天他就有意到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因接待部门无法及时提供小车而未能成行。 3月20日晚上，他出席李维汉、周扬主持的学术工作者会议。“李、周招宴，饮酒仅七杯，颇不痛快。”[7]3月24日，“下午，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讲话，尚未垮台为幸！……又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8]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南社盟主被摈于文协筹委会常委之外，话虽说得轻松，其中却不无苦涩的滋味，实际上“牢骚”已露出端倪。
这和他进北平前的发脾气可不一样，3月17日叶圣陶日记称：晨起甚早，亚老示以二绝。昨夕在车站等候较久，亚老向招待人员发脾气，既而悔之，遂作二绝。其一云：
驱车夤夜入沧州，俸禄中宵动旅愁。
蛇影杯弓疑过敏，如虹剑气浩难收。
其二云：
谩骂灌夫原失态，数奇李广不成名。
水心两字能箴我，克己终怜负友生。[9]
3月25日的云彬日记中就谈及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10]这与柳亚子后来写给儿子柳无忌一家的信中所说“我到此后，精神非常好，就是脾气愈来愈躁，喜欢骂人，那也不去管他了”。[11]前后可以相互印证。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柳亚子的“牢骚”也不是从3月26日这一天开始的，而是踏进北平不久就有了。
二、孙有光回忆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时间不对。据柳亚子4月22日的日记，那天他到陈叔通处，钱端升、齐燕铭来，才知“将迁入颐和园休养”，“或将与不辨菽麦的载湉小丑，同其命运欤！一笑！”[12]与孙有光回忆3月26日决定将他移居颐和园相距近一个月。
第二天（4月23日）下午，他到颐和园益寿堂看屋，“结果，非常满意，遂决定星期一搬家”。[13]
星期一即4月25日，这天下午他搬进颐和园益寿堂（宋云彬等也是这天搬离六国饭店）。后来他将自己移居颐和园以后的诗集名为《万寿集》，前面有一段话称，齐燕铭说让他们夫妇住到颐和园休养，是“奉毛主席之命”。3月28日，柳亚子写下“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句时，离移居还有近一个月，可以断定移居不是他牢骚的原因。何况根据柳亚子日记、书信，他对移居颐和园是满意的，4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余俩住益寿堂之正落，共五间。心清住西厢，安排甚妥帖。” [14]他在1949年诗集《光明集》第九卷中也说，4月23日去看了颐和园的房子，“其圆满超出意外”。几天后住入那里，“自今而后，其将安我神而悦我魂欤！”[15]5月13日，他给关系密切的画家尹瘦石写信：“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算是给我养病吧！”[16]6月14日他给柳无忌一家的信中说道：“颐和园住得非常开心，不想还家，因为上海没有这些好环境好房子来住也。”[17]7月15日，他在给执弟子礼的曹美成信里也说：“我因身体关系，毛主席要我在颐和园静养，不问一切外事。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18]其中虽不无牢骚与不平，却不是因为移居颐和园引起的。
三、孙有光回忆说，柳亚子“牢骚”原因之一是，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泽东还没有接见他。他写《感事呈毛主席》诗时，离毛泽东到北平不过三天，这个原因恐怕不成立。实际上，毛3月25日下午到北平，他就作为三十个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等“同乘第一号车，检阅军队而返”。当晚，毛就派车接他到颐和园饭局，共有两席，主人外，有他、郭沫若、陈叔通、章乃器、张东荪、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及刚到北平的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共20人。毛虽没有单独接见他，对他也是优礼有加，他也是兴奋难以，当夜即赋诗四首，其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赞誉，看不出有什么。
倒是他感到不仅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更令他不安的是他觉得在自己参与创建的民革也受到排挤。2月28日，即在他到北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也就不可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不到一年前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何况他曾是民革的秘书长，当时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现在却连代表都不是，他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至于“无车弹铗怨冯 ”，出入没有专车确实给年事已高、高度近视的他带来很大的不便，对此他确实有意见，但决非他“牢骚太盛”的根本原因。
四、柳亚子的牢骚并不始自3月26日，也没有到4月29日终止，其牢骚远不是这一个多月间的事。
3月25日，柳亚子日记说：“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19]到底深谈些什么，他本人的日记没有只字透露，好在宋云彬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20]
“愈之”就是胡愈之，其公开身份是文化名人，实际上还有一重身份，即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特别党员”，[21]长期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他和柳亚子“深谈”决非一般朋友之间谈话那么简单。作为一位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人，胡愈之负有特殊的使命，当他察觉柳亚子不忘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不无“居功自傲”之嫌，便有意以张申府的例子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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