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出了件事。9月15日该行经手的一笔950万港币款项，因港方查补第二密码，延迟一天，正碰上英镑贬值，上海的中国银行国外部要他们赔偿损失，对方甚至暗示有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的可能，要他们迅速解决，不要节外生枝。陈光甫认为问题“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11月15日，他约李济深派来的代表李绍程在家午餐时，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书面给李，希望李能电告北京，转告主管部门公允解决。同时抄录两份，由张公权转交《文汇报》张稚琴，此人是李济深驻港代表。第二天，李绍程来，说看过书面材料，“认本行立场正确，毫无错误，不能负赔偿损失责任。可惜本行致中国银行函，措词尚嫌软弱，惟此函送出后，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理会”。他说可以得到公允解决，他可以先发一电给李济深的秘书，李可转告主管部门电沪。他并拟好了电文。当天陈光甫去张公权那里，知事有凑巧，正好张稚琴去张家，已将材料转交，他已看过，并答应到广州通过李章达设法解决。
陈光甫在日记中感叹，连日对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约余北上，经此事发生接触，恐余之将后行动，受此影响，或有促进的可能。”[38]
11月19日，对于汇款案一事，“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只求“财去人安乐”，他表示：“余意不在痛惜财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从张公权那里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较具地位的告诉他，说此事他们颇有理由，可以致电陈毅公平处理。
11月22日，《文汇报》张稚琴从广州回来。李章达称“现政府政策在收复人心，此事即使政府吃亏，亦不能用高压手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曾与张谈及陈光甫，说他“过去做人正派，在国际上极负声誉，希望出来参加”。[39]
这一天，陈光甫发现李绍程原来与李济深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与其秘书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问张公权，汇款案以政治办法解决还是经济方式解决，陈不赞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后“有此结痕，免事易于为难”，所以希望经济方式解决，即交由银行公会仲裁，虽然他知道当时外汇业务有经验技能的多已离开，留下来的或技术不专门，而且限于环境，有所畏忌。但他觉得出于第三者的评判，不是对方的压迫，则可以对本行有个交代。
12月21日，陈光甫认为主要是自己的银行在上海，把对方当作政府机构，先存恐惧心理，也没有详细调查其中真相，从侧面打听，“大概私营银行同业中，亦俱在恐惧气氛内，故咸认以忍痛赔款为合算，以免动摇本行经营之基础”。[40]
这件事对他最终下不了决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很难判断。但这件小事也要通过惊动叶剑英、陈毅、李济深等重要人物，恐怕也会给他留下印记，难免不望而却步吧。从此之后，陈光甫再也没有北上的打算了。
[1]《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093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28][29][30][31][36][38][39][40]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210、227、228—229、229—230、200、212、201、202、204、207、208、211—212、242—243、199—200、201、205、216、232—234、246、214—216、234—236、236—237、239、244页。
[18][19][20][22][23][24][25][26][27][32][33][34][35][37]转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41、644—645、646、 632—633、634—635、634—635、638、640、639、646—647、647、649、650、650页。
[21]《颜惠庆日记》，见《颜惠庆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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