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也是极为复杂，特别是对回大陆更是顾虑重重，所以他才会一再拒绝了各种劝说、邀请。
1949年7月1日，章士钊提议和陈光甫、李国钦一起去北平，说毛泽东正在等着他们能否北上的电报，陈拒绝了，章问用什么理由回答毛，他解释说，理由很简单，“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平，将被蒋主席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章听了我的解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将打电报告诉毛上述大意。我必须说，章的话听起来很像毛在香港的特别代表”。[32]也因此，他才会异想天开地向章士钊建议，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那样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国家的怀疑，李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他认为，比起他本人、李铭、侯德榜，“李是最适合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33]
这些设想显示了陈光甫作为一位在商场上极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爱之处。7月4日，陈光甫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转来的黄炎培的电报，转达了周恩来劝说他早日回大陆，“共为新中华努力”的意思，他回电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协即将召开前夕，李济深派李绍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面见陈光甫，信中希望与产业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合作。“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系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34]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国金融事业的陈光甫对此确实怦然心动，10月31日在给李济深的回信中说：“惟以在港养疴，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35]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再次派李绍程到香港，邀请在港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馥荪五人北上。陈日记中说：
据说当时在京为此事曾举行过一次会议，有人揣测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种原因。（一）彼等握有外汇甚多，不能在解放区过严肃生活，故仍留国外消耗其外汇。（二）或者怀疑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巩固，故抱观望态度。（三）或者感觉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广泛，在在牵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故觉商业银行前途难于进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绍程当时曾替陈有所解说，说他生活向来严肃，至于第三点则不知所云，毛泽东拟亲自出面来信邀请，李济深说不如由他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他们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陈光甫准备下星期一请李绍程午餐面述一切，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宋汉章等人。
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还回顾自己投身金融业的心路。
余之经营银行宗旨，在于与恶劣环境奋斗，并且要想法帮助生产增加，改善生活水准。
数十年来，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迭次遭受打击。现在人民政府在华北华中华东，已做到稳定物价、安定金融的好成绩，本人已深所钦佩。例如提高外汇，原为鼓励出口，但在过去即做不到，倘若汇价有动，则物价即涨，现在一面提高汇价，而一面国内物价能以下落，此种显著好现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货发现，在作战期内，自无法可以避免膨胀，惟所采各种征税方法，皆能压平膨胀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渐复夜。凡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问，殊无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针对揣测他滞留香港不回大陆的三点，他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本行外汇资产皆洋机如数陈报人民银行在案，内中毫无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国环境中，如此清白，可谓难能。本人在港，纯为就医方便，毫无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胜利基础，而且铲除数千年来无法根绝之贪污，政治修明而具实效，尤其抱学习态度，实事求是，彻底研究，有此精神，无事不成。此种刻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作风，吾人实出自衷心之佩服，无所用其怀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诚与人民银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独家代理中国银行之在国外收付。内地停业各行均逐步复业，根据人民银行指示，帮助增加生产，参加各种银团。此种积极行动，在解放区皆有事实足以证明。本行总负责人总经理，始终未离上海，各地负责人亦各守岗位，主持业务。
他再三解释：“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誉，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此时不能作过度之劳动，故逗留此间，期复健康，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本人对于本行董事长一职，经已向董事会辞职，实因身体不好之故。上述本行与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与不去，原是无足轻重。再本行及中国旅行社尚有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台湾各地者，办事人员均共事多年，各该地之政治恶劣，足以发生严重后果，甚至有性命关系，余亦不敢行动，致彼等发生困难，好在不久均可解放，将后顾虑能以减少。”[36]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请陈光甫、李铭等北上，第二天陈即复函：“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离。迭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怅。”[37]
对于北上，他既没有打算很快动身，也未一口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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