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9日，虽然春寒未尽，但这是一个和畅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达上海，翁文灏又来电话约陈光甫去谈话。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现了钞荒，大小钱庄银行都无现钞，顾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钱，原因是中央银行没有现钞，“中央银行办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经济，多用钱，浪费财力，又欣赏统制。如中央银行是民间银行，不会到如此地步。千言万语政治万恶，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诚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时，共产党已据有长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储蓄银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他心中不无忧虑，认为——
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唯有少做，点缀而已。因果说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许内汇生意并无利可图也。
此时人家看来，共党赞成我们，叫我们做内汇，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内心醋意可怕，因醋成怨，一旦发泄吃不消，对付不了。[28]
上海解放之后，陈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在上海营业，但情况已有所不同，其中职工会的权力膨胀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本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上海职工》刊物后，他说：
内容所述颇多涉及本行之管理业务方针事件，实已轶出职工会范围。职工会性能，在谋本身之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即按诸政府政策可以参加企业之管理，所谓参加者，亦只在于了解管理部门之措施或有所建议，殊不能主动干涉，甚至反居于主位，使主管人员增加办理之困难。此种思想，实有错误。
管理人员经营某一企业，必须具备丰富之技能、高深之学理与聚积之经验。职工会现在正在学习，其所学习内容，为毛泽东政治思想，而于银行业务，亦仅“银行实务”之粗浅技能，其不了解业务方针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说，分散精力以应付内部，甚至由此引起误解。
针对职工会提出的主张，如将本行所有外汇移至国内运用于生产，他在日记中逐一进行了辩正。他认为商业银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进国内城乡物资交流，如将外汇移用于生产，或办一工厂，范围也很渺小。“是放弃原有之田地而不垦植，另作开荒之图者，思想殊不准确。”关于办理农贷，他回顾了银行曾创办农贷的历史。“而本行如办理农贷，合作法尚未颁布，无所依据，农村工作人员亦未养成，如遇天灾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则于存款即失保障。何况商业银行尚无后门，可以融通周转资金，一遇银根紧急，则此项呆搁之农贷无法随时收回以为周转。本行今日贸然从事农贷，势必引起严重后果。”
他批评职工会一知半解。“不深切调查研究，自以为是，而犯主观错误。然此亦政变之初，难免出现各种不合理现象。”“是以本行职工会，一方面谋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则应加强各个之思想学习与技能学习，殊不应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业务方面，妨碍主管人之精力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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