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经支持过的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对国民党，打过二十多年交道的陈光甫也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1948年12月2日，他在香港医院检查身体，与英国看护妇谈英国生活情形之后感叹说：“生活艰苦，过惯了亦不觉得。我们日子太舒服，贫富不均，以致社会不安。英国医药费、教育费，均由政府供给。英国人对于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们亦有其享乐的地方，看报读书，料理田园，爱家，爱地方，不似中国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国事难办。然而他们皆是有固定职业者，否则牢骚比我们还要大而多，革命还要快。我们今日之处境，正是革无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活。”[15]12月5日，在谈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时，他认为是“英人政策宽大”、“居民运用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16]
12月14日的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满。
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单位，纸片上画得分明，奈看来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
政治上：赏罚不公、纲纪不明、责任不清。
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
管理外汇，愈管而资金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园辈，死也不明白。外国人如Rogers辈总以为法子不错，人不行，不知中国政治不行，说管理正好帮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们不承认，因中心欣赏之故，好比唱戏人总想唱一出好戏，不知政治经济环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17]
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北伐时期，他和其他上海的金融巨头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纲等从溪口回到上海，通过杜月笙邀请他和钱新之等座谈，带来了蒋的话。“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继续作战。”谷并提出了“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然而时移势异，一切都变了。那天，情绪不好的陈光甫一声不吭，他说自己如果说话也不会好听，这一心迹在日记中袒露无遗。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18]
这最后一句话大概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曾支持过的国民党政权的盖棺定论吧。在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他已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别了大陆。6月底，蒋派洪兰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慰问”像他那样的资本家，7月2日，还由杜月笙出面宴请他们，洪在致辞中说了一番蒋与李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等空话，陈光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很长一段话。
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间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上转好现象。[19]
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他询问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侨领袖李国钦，李说，纽约的看法是近20年间或不致发生。陈由此感到这只是国民党人的幻想罢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和外币，蒋曾经发表谈话痛骂上海金融、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对那次“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的谈话，他记忆深刻，如今蒋又派人“慰问”来了，他说：
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20]
当然，他再也不会像北伐时期那样支持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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