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心存疑虑，但相信“当非轻狂之徒”
易代之际，作为金融巨头，陈光甫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以至于存有偏见和误解自不待言，他几乎一直对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忧虑。12月7日，看见香港道路的整齐、街市的繁荣，他感叹：“四十年以来，内战不歇，人人为私，致造成今日之局面。今后下去，政治经济另走一条路，此路乃为人民所过不惯者也。然事逼处此，有何另外法子也。寄语现在旅居国外友人，此时不必作归计。太平局面，只有英美二国有，自由亦只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9] 12月12日，他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从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10] 他甚至设想了12条具体“做法”，认为共产党按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把生产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势发生变化，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冀朝鼎那里听说：
“共党对英国人颇好，取得政权后，必许其做生意，因英国人肯合作，对美国呆板一点。”
“细察现在局势，共军必取得政权，最后归宿必用马克思主义。我年纪已老，应当退休，不问行事，返上海为一最短时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种种不对。对方来谈，是否不与他谈，且来者皆系投机分子，廿年以来，看见很多。”
“比较无共党势力地方为香港，可以当作昔日之租界。迁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员往青岛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忘记我们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与美国通信，看看报，读读书，有相当自由，此为最宝贵之精神食粮也。”[11]
两天后（12月18日），他继续写道：“若云中国共产党并非受俄国人主持，或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语。无论他们及其党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机分子如何说法（有人相信为真，且有外国人相信），我们不能相信。”[12]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这样的思考：“香港报纸常载共党议论，云现下与苏联斗争政策不同，采用民主经济政策，许私人企业，并与外人通商。此乃共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一相当时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论到聪明而切实计划之共党或社会主义者，当非轻狂之徒，处心积虑为人民谋幸福，决不肯轻举妄动。”[13]
一年后，局势早已发生巨变。1949年12月5日，陈光甫从报纸上看到大陆新政权公布的明年度预算，军费支出的庞大引发了他的感想：“总支出中，军费占38.8%，据估计约养军至少五百万人，而国民党之在台湾及海南各地者，闻尚有军队一百余万人，军队如此之多，自足影响于经济建设。”他忆及清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不过二十多万人，辛亥革命后扩充军队，各军阀“皆欲拥兵自卫，以致民穷财尽”。“吾国殊无此力量养六百余万军队，推测明年复员，最多保留二百五十万军队，方能使我国逐渐建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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