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巨子、社会闻人——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巨子陈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时正在酝酿国府委员的无党派人选共四人：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莫德惠）、胡政之。[1]可以想见陈光甫当时的社会声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大门，派一个有公众影响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北平敲门，其中一个重要人选就是陈光甫，但他拒绝了。在时代转换之间，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一代金融巨子，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他对国民党有过很多的失望和不满，他对共产党了解极为有限，有忧虑，有恐惧，但也有过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日所记“昨夜三时即醒，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2]
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飞到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香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起泰国虽然政变频繁，近年来又有通货膨胀，可还是出超国家，国际收支有富余，对外汇兑率平稳，外汇并不管理，市面无恐慌现象，而且有欣欣向荣的局势。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来此见之有无限伤感”。[3]因为关心本民族的命运，这位富甲天下的一代银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历史问题、革命问题，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4月7日，他在日记中说：
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中国革命家大概分数种，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
（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
（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
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
吾国已到新阶段，入共产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国会从无政府彻底压迫中得到拯救吗？]须有二三年后再起革命风潮。[4]
4月15日早晨，天朗气清，他散步到山顶。“全港在目，来往小船乘风破浪甚为美观。”他是江苏镇江人，想起童年时常常随外婆到金山游玩，长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来港有逃难意味，相形之下颇多感慨。”他还想起了传说中一位金山高僧与乾隆帝的闲话，皇帝问：“江上来往之船如此频繁，所为何事？”高僧回答：“均为名利二字。”陈光甫说：“今日细味此语，颇觉有马克斯[马克思]唯物论说法。”[5]
筹划进退，煞费苦心
在共产党眼里，陈光甫是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的领袖，对这样的名称他很不满意。1948年12月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前夜，他曾来到香港。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说：
“《大公报》载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字样。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势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之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6]
他12月28日的日记再次提及此事，可见对这一名称耿耿于怀，“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蒋为其目标，实在不明苏联内情。吾在港时曾见《大公报》载有币制座谈会，参加者有章乃器、千家驹等，议论极其幼稚。此辈写文章总行采用马克思辩证法，即一切人的动机，皆是经济的，故有江浙财阀、广东财阀种种歪曲的说法。”[7]
12月5日，陈光甫自称到香港四天，既不见报馆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见面，更不找政界中人，但却无时不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筹划个人的进退出路。“其于中共细情，无由得悉，然报纸上披露战况及各种政治小团体之议论，可得二三事。
（1）报纸上对于有钱人纷纷之逃难，尤其如我这一类人，言论不表同情，且取攻击之态度。宋汉章、卞伯[白]眉等来此，皆销声匿迹，一若清末遗老逃难至上海、青岛等。如此一来，好像报纸上言论之不错。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满现状，无影无形要为一个为民众谋福利之社会政策。
（2）中共及各团体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登载宣言，谓共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此证诸济南情状，倒还不错。如果如此，则尚可维持一短期。然事业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
（3）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
（4）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再至台湾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确定自己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8]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谈之后，他说：“我觉得反共唯有蒋先生，报载约上海钱新之、杜月笙讨论时局。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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