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
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
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
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
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
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
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
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
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
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
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
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
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
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53]
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一元，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
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包天笑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
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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