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
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
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
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
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
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
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
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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