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13] 张元济这才在9月3日决定北上赴会，他这天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4]
9月4日，“梅达君来，谆谆劝行”，他因为要检查身体，“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15]两天后，他终于在儿子的陪同下，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这一天在写给张国淦的信中他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16]
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不但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除了1947年、1948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他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年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亲笔信来访，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第二天，他给李宗仁写信拒绝了这一邀请。
“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垂]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17]
和他一样拒绝的还有67岁的银行家陈光甫。
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确实怀抱了近百年的希望与梦想。9月11日，宋云彬在北平见到张元济，在日记中称，他虽然83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18]
11月26日，张元济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这是一个目睹了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真诚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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