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一到他家，就发现他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他。他端坐着，四周全是人，人们环绕着他，每个人都向他请教，这个问国际国内局势，那个问经济金融政策，而他则面色冷峻，目光笃定，说话的时候，腰板笔直，一只手扶在膝关节上，另一只手在空中配合着做出气象万千的手势，我当时羞愧得几乎要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他不过就是一名普通的在北京读书的博士生，怎么能把自己弄得跟住在中南海且经常跟美国总统吃午餐似的呢？当然，有很多老乡满脸堆着笑请他办事，无论是什么事，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我坐在那里如芒在背，而这时忽然又听到他承诺一个文学青年，要在我们报纸上给那人发表一首诗，我当即疯了，迅速瞟了一眼我未来的公公，他一脸“我骄傲我自豪”的表情。那人迅速把诗给我奉了上来，我满脸通红支支唔唔：“对不起，我负责新闻，不负责诗歌。”博士男友脸不变色心不跳边伸手接过去边说：“我直接找他们总编。”我强压怒火，心说：“你认识我们总编吗？”
接下来更离谱的事，是他们的家规。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未来的公公婆婆要跟新人训话。他父亲大而化之地讲了一通，那些话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我清楚的记得，他的父亲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描绘了一张宏伟蓝图，在这张蓝图中，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子女们紧紧连在一起。他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在承德，第二个儿子在身边，第三个儿子也就是即将要娶我的，在北京。所以他们二老将在夏天的时候去避暑，秋天的时候到北京，冬天的时候我们陪二老一起回到老家，热热闹闹过个年。我的博士男友听了，立刻附和着说，届时可以住到我妈妈家。我听了，脱口而出四个字“绝对不行”。气氛骤然紧张。所有的人都沉默。最后还是我打破沉默，跟他们解释，我妈妈孀居多年，且总共只有两居室，我妹妹还未婚，也住在家里……总之，他们二老的北京秋天不合适跟我妈妈的住宅连在一起考虑。
他父亲听了我的话，双眉紧锁脸色阴沉。那天一直到我离开，他再没有说什么。我的博士男友以及他母亲也都没说什么，大家都很不爽。最后临走的时候，他二哥对我说，今天的碗就你嫂子洗，以后你过了门，只要你在家，就都该你洗。平常你们在北京，老家都是我们伺候。
我肯定是极其吃惊，这家人还真没把我当外人！我看看四周，鸦雀无声。我就在那一刻，下了决心。当天晚上，我就去了火车站，正是除夕前夜，根本没有火车票，我拿着记者证，直接跑到站长室，要他务必让我上车。火车开动的刹那，我的心里陡然一松，但紧接着泪如雨下，我一直哭到北京。
我和这位有为青年正式分手是在几个月后，是他提出来的。他说他不能原谅我嫌贫爱富。当时，我没有告诉他，我之所以逃婚，跟嫌贫爱富毫无关系，我是因为恐惧和他这样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他大概以为我那个时候之所以要和他结婚，是贪图他日后可能的荣华富贵吧？而他的家人之所以敢这样给我立规矩，大概也是觉得自己的儿子了不起吧？顺便说一句，关于我到底是不是嫌贫爱富，我的丈夫最有发言权。他的父母都是农村的，结婚的时候，他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小旅行包里，他就提着这个小旅行包，跟我住到一个地下室里，他对我说我很穷，但我会对你很好，我会尊重你，爱护你，不让任何人欺负你，伤害你，哪怕就是我的家人。当时我就想，穷有什么关系，只要有本事，早晚可以赚到钱。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和这个人一起生活。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愿意和我丈夫这样的男人一起同甘共苦，而不肯和另一些男人，那些男人把婚姻理解为一种占有，怎么说呢，好像你答应嫁给他，你就是给了他主宰你命运的权利，他就可以给你定规矩，提要求，这种男人，大概以为自己还生活在宋朝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