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李木春所言，刘汝明的部队中有不少或明或暗的军统特务，他们对这支西北系部队进行暗中监视，并伺机收买、分化，力图使这支“杂牌”部队“中央化”，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鹰犬。10月19日夜间，六十八军中将军长刘汝珍突然前往徐州。他临行前指定部队由参谋长杜大中掌握。一向注视着刘汝珍行动的政工处长张铁石，有着军统特务特有的嗅觉。他感到刘汝珍行动诡秘，必定另有所谋，于是提出随刘前往徐州。刘汝珍不答应，张铁石坚决请求，刘还是不允，这使张更加心中生疑。后来张铁石经过暗中侦查，得知刘此行是秉承其大哥刘汝明的旨意，到徐州与西北军老同仁、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暗中达成“默契”，在即将开始的大战中保存实力，不替蒋介石打头阵、当牺牲品。
张铁石是从兵团部副参谋长李诚一和第二处处长陶纪元（此两人系军统特务）口中得知刘汝明兄弟这一绝密行动的，他还得知李诚一已将此情况密报南京国防部，听说蒋介石为此大怒，就将刘汝明所部调离徐州，到蚌埠、临淮关一线待命。蒋还密令邱清泉收买刘部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将该师留在商丘归邱清泉指挥。少了一个主力师，对刘汝明这个视实力为第一的人来说，无异于在他身上剜去一块肉，因而对蒋、邱恨恨不已。
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11月7日，米文和的一八一师在商丘以东张公店、马牧集、牛王崮一带被华野三纵和中野三纵所歼，米文和被活捉。刘汝珍得知后，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说：“米探夫（米文和别字）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
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蒋介石嫡系和“二刘”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我党我军隐蔽斗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熟知敌人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缺口，并善于利用这些矛盾、斗争和缺口来分化瓦解敌人，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淮海战役发起的次日（11月7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现已组织12名俘虏军官参加口语广播……广播人计有王耀武、霍守义、罗幸理、陈金城、聂松溪（报告投案经过）、晏子风（整二师师长）、尹锡和（第四兵站总监）、刘玉田（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李玉和（七十三师上校副师长）、刘士伶（十二军副官主任）、李嘉桂（四十五师中校防毒军官）、马兴文（回族青年）。
这些人员的广播，对配合我军秘密斗争，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起了不小的作用。据说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后大发雷霆，生气地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但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岂有此理！”说到这里，蒋介石将手中的茶杯砸向收音机，轰然一声把收音机砸坏了。
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和李迎希（王为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李为该兵团副参谋长），对围歼黄百韬兵团及尔后的作战行动作了详尽部署。电报中有如下一段话：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
毛泽东不愧是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对我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运用娴熟。他在电报中对蒋介石和刘氏兄弟用的就是“离间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