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司马光
类 型：编年体通史
成书时间：１０８４年１２月
必读理由
“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钱大昕
创作背景
《资治通鉴》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的主要编撰者，是我国北宋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人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司马光的家乡是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在朝中为官，官至天章阁待制，在皇家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父亲的学识与修养，无疑对司马光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光自幼聪明好学，７岁时便能粗通《左传》，他和同伴游戏时破缸救儿的机智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年仅２０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起初在华州（今河南郑县）担任地方官。后被庞籍推荐调入京城，担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的职务。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年），司马光跟随庞籍到了并州（今山西）为官，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因庞籍获罪，司马迁便引咎离开了并州。从嘉祐三年（１０５８年）开始，司马光又陆续担任了开封府推官、度支员外郎等职。
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年），朝廷内部发生了君统与血统之争，司马光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他在英宗被立为储君的过程中，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宋英宗统治时期，司马光由谏官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英宗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司马光奉诏编写《历代君臣事迹》。英宗颁诏设书局于秘阁，令其续修《通志》。并授权司马光自己挑选英才，辅助编修《通志》。宋神宗即位不久，司马光任翰林兼侍读学士。当年，司马光向神宗进献《通志》８卷，《通志》即《历代君臣事迹》第八卷，该书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神宗将《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司马光等人续编。
熙宁二年（１０６７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竭力反对王安石一派的政治主张，并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展开过激烈的辩驳。宋神宗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被其推辞。于是神宗应允了司马光潜心修书的要求，将《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来到洛阳后，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的光阴。《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设立局编写，经过全体编修者的通力合作，到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１２月成书，前后花费了众人１９年的心血。
司马光在洛阳写书期间，虽然身离朝在野，但仍然操纵着朝中的保守派，成为保守派的领导人物，因此被人称为“真宰相”、“司马相公”。哲宗元祐初年，对王安石新法耿耿于怀的司马光，曾经指出“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司马光说的“四患”，指的是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等新法措施及西夏边关的隐患。不久，司马光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兼下门侍郎。次年，即元丰八年（１０８６年），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之下，起用了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合力排斥前任宰相王安石代表的变法派，废除了青苗等新法，恢复旧有的制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祐更化”。这是司马光在政治上所犯的一个重大过失。“元祐更化”发生后不久，司马光去世，终年６８岁，司马光死后被皇家赐予“文正”谥号。
司马光除编撰有《资治通鉴》之外，还著有《稽古录》、《涑水图》及《潜虚》等作品。其中《稽古录》是由《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等编集而成的。早期的作品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及《机权论》、《才德论》等。但司马光最大的成就还是编写了《资治通鉴》这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作品缩写
《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４０３年），下迄后周士宗显德六年（９５９年）五代灭亡，前后长达１３６２年的历史。选取的资料除了十七史外，还包括了２００多种野史和文集。全书分为２９４卷，共计３００余万字；如果从完整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还应该包括《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共３０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资治通鉴》卷数于下；《考异》也是３０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目录》的作用是编制检索性的纲目，将重要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列举出来，以方便人们的阅读。《考异》的作用是专门保存史料考证过程中未选入《资治通鉴》的其他史料资料，说明取舍材料的理由，将其作为正文的补充内容。《目录》和《考异》虽然相对独立于《资治通鉴》，但仍属于该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这部卷帙浩繁的编年体通史中，司马光为后人讲述了１３６２年的中华史话。像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精典战役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就被记述得精彩纷呈。在记载赤壁之战时，司马光并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的具体情况，而是从人物着手，把鲁肃与孙权合谋定计、吴蜀构筑同盟及诸葛亮智激孙权等故事分别道来，从独特的视角诠解了这场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的关键。既有战争的完整过程，又有人物的深刻雕镂，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文中的一些语言，也成了后人惯用的成语掌故，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均已耳熟能详。
大师讲评
《资治通鉴》的成就及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编年体史书领域方面，《资治通鉴》创立了我国第一部叙事翔实完备的编年体通史，推动了编年史的发展。在这部史书的编撰过程中，司马光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编纂方法，即集体编写、分工协作、环环相扣、主编把关的方法，这种编撰方法科学地组织和利用了人力，既提高了编撰的效率，同时又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同时，司马光针对编年体史书的编撰程序、史料的取舍标准以及语言风格、书写格式和体例等一系列问题都制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范标准，这在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资治通鉴》对编年体史书的结构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除了《资治通鉴》的主体部分，另外还增添了《目录》和《考异》两个重要部分。
第二，思想价值方面，《资治通鉴》所反映的许多思想观点，都对当世及后世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这就决定了这部史书在记述的内容上必然会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史事。作者通过政治史事的记述，一再重申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司马光认为礼制、纲纪是不容侵犯和践踏的，作为一朝天子，有责任、有义务维护皇室的威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关乎国家的兴亡、社会的治乱。司马光还认为，要想让国家繁荣富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重视人才，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
第三，历史认识论上，《资治通鉴》反映出了司马光所具有的客观、公正的辩证思想。司马光虽然谨守君臣之礼，但并没有因此而隐讳封建君王在政治上的过失。换言之，司马光不但对明君歌功颂德，而且也本着求实的精神披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黑暗和腐朽，将昏君“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的昏庸无能形象暴露无遗，将暴君及亡国之君“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的残忍贪婪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即便是有立国之功或兴国之才的能君明主，对待他们，司马光也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从客观事实出发，将他们的史事一分为二。再依据他们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或祸害为标准，分清功过，裁定善恶。譬如对汉武帝的评价，司马光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基础上，也指摘了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的过失和不足。司马光关于一代奸雄曹操的评价，更是脱离了传统史学观点的窠臼，他肯定了曹操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他的出现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扭转了汉朝末年的战乱局面，救人民于灾难之中，救国家于一再分裂的危难之际。
第四，在文学成就方面，司马光可谓是一代语言文学大师，从《资治通鉴》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驾驭文字和语言的非凡能力。他的语言既详细周全，又不失简洁明了；他的文笔既精湛优美，又不流于高深古奥；他的风格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
《资治通鉴》一书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书中所暴露出来的最显著的缺点是，司马光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坚持保守的治国方针，否定了部分政治、经济改革对于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来讲，司马光没有看到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状况也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的，缺乏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因此也不可能意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应该服务于客观现实，政治制度、治国方法应该顺应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趋势。
关键知识点
司马光为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部简明完备的通史。钱大昕在评价《资治通鉴》时说道：“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跋宋史新编》）由于《资治通鉴》在历史学界的显著成就和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这部史书从编撰到截稿公开，人们都通过各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部史书。研究和注解《通鉴》，改编、仿作、续作《通鉴》，考订和评论《通鉴》的人和作品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一个关于《通鉴》的专门学问——“《通鉴》学”。“《通鉴》学”领域就是成就最大的中注释、考补、评论方面的著作。
司马光等人编撰的《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便是“《通鉴》学”的开山之作。第一部《资治通鉴》的后续之作是南宋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等人撰写的《续资治通鉴》，在诸多续写《资治通鉴》的作品当中，称得上最优秀的一部。第一部改编《资治通鉴》的著作，是宋代袁枢所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４２卷。“《通鉴》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界的显学之一，从宋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四代，一直兴盛不衰。
妙语背诵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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