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应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伤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国期间，新教的传教士两次救了他的命，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中国民众对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小规模地频繁活动。西方列强侵略侮辱中国所上的每一个新台阶都有这些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和开放的5个港口，并同意西方传教活动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中国被迫接受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活动并保障中国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权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得到扩大。对传教士的敌视以及对传教活动对中国传统信仰带来挑战的厌恶是这些起义的主要因素。3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于义和团起义。紧接着20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保守新教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到1930年，中国有8000多名新教传教士和大约50万人的新教团体。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计达到了200万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