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们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伤的士兵们躺在堤岸边，希望被撤离到船上。一队队农民赶着他们的家畜匆匆赶路。一小批难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很快他们会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明天？蒋委员长已经弃城而逃了！
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准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