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后成为《时代》杂志著名记者的杰克·贝尔登并肩作战。贝尔登大学生涯中将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爱上了东方这片土地。毕业后，贝尔登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并在途经中国时决定停留在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先是成为一名英文老师，随后又进入合众国际社工作。
和驻扎在汉口的媒体团的其他人相比，贝尔登有两个突出的优点。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说普通话，其次，他是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的亲信和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获准不对其他记者开放的前线地区，尽管史提威提出条件说他提供给贝尔登的信息要保密。
贝尔登忙碌地在汉口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美组合。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道。贝尔登也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导师角色。这位23岁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男子，现在却每天都要为这位喜怒无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从前线采写回的具有诗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汉口停留的8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最初从合众国际社接受的工作是报道战争引发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况。那时，严冬刚刚从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开满鲜花的花园；温度已经上升到英国7月份的水平，天气也变得潮湿起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裤和短上衣。
对记者而言，天气转暖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晰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道：“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阳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