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客人一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接到英国大使的宴会邀请后有些惊讶。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身穿一件借来的礼服，做好了因为自己对于大英帝国的观点而受责难的准备，因为她毕竟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走私军火而在纽约坐过牢。然而，阿基鲍尔德先生当晚的表现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大为惊讶。因为她发现这位英国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肤呈褐色的苏格兰人，拥有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还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看法，实在让人难以将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英国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莱得出结论：他是位“不错的苏格兰人，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驻华大使。”对乔治·霍格来说，当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拉克·科尔透露，而后由史沫特莱告诉他的两个重要信息。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这位大使将他的计划告诉当晚的客人，即在中国农村组织一个工业合作联合会，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简陋的工业基础设施，并为抗战提供武器和装备。他随后又解释说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正在劝说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他对此印象深刻。此话一出，全场突然鸦雀无声。 据史沫特莱说，有人认为艾黎是位喜欢追逐奇迹的“魔术师”，而大使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克拉克·科尔明确表示他要帮助艾黎，并会将这个主意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信守了诺言，而宋美龄也成为了在乡村成立小规模工厂的热情支持者和组织者，她也是这个运动早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人物。
那时，艾黎是一名政府职员，负责检查上海的大小工厂。1938年，他花了几个星期来到汉口为工业合作运动奔忙，并结识了乔治·霍格。牵线人也是工业合作运动的热心者，史沫特莱。她介绍两人认识，并希望霍格能就此写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艾黎调查了计划将要复兴中国工业的乡村，随后就离开了。
在圣公会住下来后，霍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缴纳房租。吴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还不会好心到为来来往往的记者提供免费住所。对乔治来说，钱也的确是个问题。
霍格在范·里库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在汉口一家高档酒店和中国的商人和客户会面。他的工资刚好够缴纳房租，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一辆自行车。而自行车对于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记者来说，可是必要的装备。那时的他太缺钱了，甚至连往日两星期给家里写封信的习惯都要改成一个月写一次，为的就是节省邮费。他还要求家里用很轻的信纸和信封给他回信，因为他发现如果信件过重会加收额外的费用。在中国的战争年代，邮政服务费用计算的非常精细，为的就是能够维持正常运作。霍格父母寄来的信有些确实石沉大海，但是大部分还是到了乔治的手中。那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信件要经过海运到香港，再陆运到中国内地。然而，从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从英国到中国的邮件甚至要经过俄国这样漫长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达中国。
霍格尝试过教授俄国外交团英语，然后又到汉口大学教书来赚更多钱。他签订了从新学期开始教授英语和经济学的合约——可9月份的时候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学校被迫关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