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阴影。即使迫于外交礼仪和两国间经济的战略需求，中国人民对于日军拒绝对南京凶残行径道歉一事始终心存恼怒。在日军野性狂发的七个星期内，他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放纵地强奸妇女、杀戮百姓，凶残程度难以想象。数千名百姓被活埋或烧死。据国际法庭估算，超过30万平民在这个事件中惨遭杀害——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遭杀害英国平民的4倍。
很多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曾亲眼目睹这凶残的景象，其中就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蒂尔曼·德丁，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特·斯蒂尔。从军事原因上分析，日军没有理由对南京的百姓采取报复。因为那些普通的百姓是无辜的。胡乱屠杀百姓进而引发恐慌浪潮也不能用醉酒来解释。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士兵大范围强奸妇女、杀害百姓，没有任何语言和逻辑可以解释他们的残暴行径。
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反抗举动也让人难以理解。国民军队的军官首先点燃火把照亮南京的村落和周围郊区，然后又下令军队不许补给，不许逃跑，只能沿城墙列队站好。五万中国士兵被敌军包围，遭到来自空中的恣意轰炸、来自河面的袭击以及地面攻势。据蒂尔曼·德丁说，南京沦陷后，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日军杀害。他们搜寻年轻男子，扒掉他们的衣服，发现有军用皮带留下的痕迹就马上杀掉。
德丁于1937年12月22日从南京搭乘美国的轮船来到了上海，沿途拍了很多照片并加以报道。作为他一路的所见所闻，他为国际社会对日本行径的谴责奠定了基调：“日军攻占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包括绞死战俘、屠杀百姓，强奸妇女和掠夺财物，都是已经消失的、野蛮社会的行为。”抗日战争以残暴的行径开始，并随着冲突的升级一再重复上演，即使有时候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
直到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他们才开始打起了公共租界的主意。旧上海已经没有了，但是直到东京和同盟国间互生敌意后，生活在公共租界的百姓生活才开始受到影响。位于上海华懋饭店的酒吧是闲话和诡计的滋生地，间谍、色鬼、骗子在这里出没，有时候甚至一个人身兼多职。比如理查德·佐尔格，斯大林时代的双料间谍，就是这个酒吧的常客。从1937年到1941年被逮捕前的这四年间，理查德一直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日本和德国在远东的活动。被捕后，他于1944年在东京获绞刑而亡。
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乔治·霍格意识到，没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奥登和伊舍伍德等记者的选择一样。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蒋介石已经将他的政府迁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开动装甲车向西进发。中国已经准备好抵抗日军对下一个城市的进攻，并决心不能再像南京那样轻易放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