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德汉，大部分学生辩论都在酒吧或者是学院的大厅展开，既没有伦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游行的喧闹，也没有寄给各大报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辞。人们也许会认为乔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学会是个斗争激烈的政治场所，但是据乔治自己回忆，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烧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恶作剧，篝火前烤松饼的乐趣，还有就是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苦训练。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学校的公报上，偶尔也会出现在学生编辑的报刊上，而报道的都是他在橄榄球队的战绩和威信。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乔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时光，而不是每天为阿比西尼亚的百姓担心，也不是为西班牙百姓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忧虑。
在莫里斯·博拉的帮助下，霍格学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这的确是个神奇的、令人为之着迷的世界，并给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满感情的回忆。但他在牛津的经历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他或者其他的毕业生面对世界各地的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在那个年代，法西斯主义正在萧条的欧洲横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计划入侵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正饱受战争的不断蹂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几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所代替，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鲜血。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霍格内心深藏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处于休眠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于他的心中。作为老师，莫里斯·博拉鼓励乔治挑战母亲给他灌输的思想。牛津大学赐给霍格最大的礼物莫过于将他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享受生活。
对乔治来说，参加橄榄球队的活动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动一样占有重要位置。杰拉德·帕克是乔治在橄榄球队的队友，2007年，在帕克90岁高龄回忆起当时的队长乔治时，他说：“我在这个球队中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其他学院的比赛中，每次都发挥得很好。霍格是个了不起的队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次比赛前，霍格不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就说：‘来吧，跟着我打’。比赛结束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谈论政治，橄榄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