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院。他个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名人。宴会桌上大家的开心果——博拉用不正经、非精英、反严肃、反贝列尔学院等标签标榜自己。因为他相信，创办一所大学的目的就是破除阶级、惯例以及民族情感，从而达到“个体心灵放纵的狂欢”。他的这种观点吸引了很多学生，乔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当博拉将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波西”，比乔治大三岁，而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两人最要好。他们相互喜欢，在乔治在牛津读大学的日子里，乔治每每想到写信回家都是因为惦记这个姐姐。罗斯玛丽记得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生活，讲述博拉作为老师和聚会举办者的故事。她说：“不能说牛津造就了乔治，因为从小他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很热爱在牛津的生活，爱那里的一切，特别是爱学校给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学使他逃离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闭生活。他从未对威弗林的压抑生活进行过公开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处于18岁年龄段的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亲逼着去阅读那些无聊的书籍，再也不会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虽然乔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他的同学们都是政治的狂热分子，每每对时事热点大加评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关于“永远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声名狼藉的讨论发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学的前一年。结果有275人赞同，153人反对，这马上成为了伦敦新闻界的热点，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和政界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当时的一名普通议员，指责这是“卑鄙、肮脏和无耻的”。
时事热点问题主导了学生会的讨论，并引发了校报一系列利己主义的长篇社论的发表：国际联盟在面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践踏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时的软弱无力，西班牙内战，以及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否要重整军备问题。
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是可预见到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这边，而高声指责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被骂得一无是处。一些支持“国王与国家”决议的人后来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他们其实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个更强硬的国际联盟。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争论，却没有人相信了。牛津的两本杂志，《伊西斯》和《切威尔》都发表长篇社论，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是严肃地对待问题，还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