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政治人物一样，专栏作家是一项可以躲避长期负责的工作。前者经常是突发事件、短期选举的俘虏，他们没有时间考虑长远，必须为保持眼前的权力而斗争；而后者则永远生活在截稿日期的阴影下，当时间到来时，即使无话可说，也要假装深思熟虑，也因此思考经常是碎片的、不连续的。
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上周的此刻，我正在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国为什么突然间落后了？我的桌前摊放着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简装中译本，一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论文合集，那本在80年代轰动一时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和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获奖作品《枪炮、病菌和钢铁》……
我是试着去Think Big 。中国的落后，和欧洲突然崛起一样，让人费解，人们做出了各种解释。马克斯·韦伯相信，支配传统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缺乏清教伦理中的节俭与虔诚；卡尔·魏特夫则说，治水传统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它限制了创新；大卫·兰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励创新，更缺乏精确性；黄仁宇则相信，中国社会一直未能从数字角度进行管理；贾雷德·戴蒙德干脆从地理学上解释，中国的海岸线太平直，而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前者造成了中国的长期统一，而后者则孕育了不同的语言与文明，而前者长期的一致性压抑了创造力……
而这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则坐在马德里的皇家国家关系与战略研究所里，听对面的研究员谈论中国的崛起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与忧虑。对于中国的热情仍在升温，最近的一个话题是，全球股市的暴跌是否是由中国股票的衰退引起的，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当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将会感冒”的年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