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重镇包头也已被蛊惑起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上街游行示威，沿街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的口号。董其武知道，更险峻的难关还在后头。
徐永昌匆匆飞到绥远。蒋介石决定电拨1900两黄金。毛泽东说：“那么点黄金怎么能解决绥远的困难啊！给你10万银元，就由你去担任绥远的军政委员会主任。”
这一切，却极大地鼓舞着行将就木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得到张庆恩等破坏绥远起义之目的已经达成的报告后，7月29日，徐永昌和王叔铭偷偷赴绥。
徐永昌是国民政府的军令部长，王叔铭是国民党空军的副总司令，毫无疑问，两人都是“党国”大佬。
其实，在国民党政府那儿，徐永昌既无把死马医成活马的才能，也无把水鬼骗上岸来的本事，并且早已证明在这方面他是“屡战屡败”，何以还要派他来充当“说客”呢？
天可怜见，不说国民政府此刻已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可派，就是有，也没有人愿意来当这样的差呀！不管徐永昌有没有用，到底还能与“老晋军”说得上话吧。让王叔铭与他同行，则因为王叔铭是孙兰峰的山东同乡。
因为此刻国民政府看中的，已经主要是孙兰峰。在“傅家军”中，孙兰峰与董其武几乎是可以平起平坐的。现在董其武处境困难而孙兰峰态度暧昧，加上刘万春是自己的旧部，徐永昌相信，通过工作用孙兰峰和刘万春对董“取而代之”，应是不难做到的。
果然，他与王叔铭跑到绥西陕坝，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都“召”过来，先是“集体”晤谈，后是“个别”交心，如此这般地一番之后，“成效”就出来了。结果是，董其武被“提升”为“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而绥远的主要部队则被组建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分别由孙兰峰和刘万春担任，同时就商量，“部队一定要西撤”。
董其武不动声色。在此之前，董其武既是绥远省主席，又是“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主任，是绥远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去任一个“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加上第九兵团一成立，那就有被完全架空的危险了。于是，他先给了徐永昌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绥远现在已是华北的最后一个阵地，请政府选派贤能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徐永昌愣了一愣。董其武这分明是对削弱他的军权不满。于是连忙说：“绥远是离不开董主席的，董主席还是要全面负责，全面负责。”
董其武顿了顿后又正色道：“北平问题是北平问题，因北平问题而停发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是没有道理的。西撤可以，但部队现在已十分困难，绥远各部的下级官兵又多半是本地人，需要安安家后再走。因此，希望国府能把几个月的欠饷如数补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