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傅作义清楚，尽管自己责无旁贷，要真正落实“绥远方式”，靠的还是董其武。但同时他又比谁都更清醒，由于绥远的情形过于复杂，仅凭董其武的力量，要圆满完成是不大容易的。可另一方面，傅作义心中又有一个小小的结，或者说，是心中有一句对谁都不好说的话，那就是：他不能随便离开北平。记得当初邓宝珊问聂荣臻让傅作义到哪儿去合适时，聂荣臻曾说过，也可以去台湾，也可以留北平。他理解，就是不能或不许离开北平。自己不方便去，毛主席则如此轻松，如此信心百倍，他真怕绥远问题弄不好会影响全局，或拖全国解放的后腿。
“必须派一个最得力的人去协助董其武！”傅作义回到“结束办事处”，习惯地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后，吩咐卫士去把王克俊找来。他认为王克俊是恰当人选。
王克俊很快就来了。
对绥远的情况，王克俊是熟悉的。对傅作义的所思所想，他也了解。他又直接参加了协商谈判。因此，一见面就问：“傅先生是否准备叫我送协议去绥远？”
傅作义点了点头，说：“任务很艰巨。我考虑了，还是你去最合适。入绥后，以董主席为主，帮助他做好内部的统一认识工作。”接着，两人就开始具体研究。
工作对象，主要是孙兰峰和刘万春，而两人中，更危险的是后者。
王克俊也清楚，第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是徐永昌的老部下，先后任过师参谋长、绥远游击司令和副军长、军长等职，是1937年太原战役后才划归傅作义指挥的。后来因为有侵吞军饷行为，曾被傅作义撤职查办过一次。为此，他对傅作义一直有些耿耿于怀。而此刻，他在绥远不仅是军长，还兼“剿总”驻绥指挥所副主任、绥远保安副司令、归绥和包头两市的警备司令。不仅如此，与他一鼻孔出气的，还有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就是那个“鄂阎王”）和骑兵独立第三旅旅长乔汉魁。所以，他的实力，可以说比董其武还大。
傅作义不无感慨地对王克俊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刘万春。刘万春仗着自己是徐永昌的旧部，认为自己有靠山，又是回族人，与西边的马鸿逵“马家军”也有来往，进退有路，现在又大权在握，所以，是不会甘心情愿听董其武的，也不会甘心情愿听我们的。不久前，他与鄂友三、乔汉魁三人，就曾瞒着董其武在归绥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反对走和平道路。所以，他吩咐王克俊，对刘万春要特别注意，要对他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以防他制造麻烦，干扰对协议的实行。
至于孙兰峰，傅作义说，他和他认识、共事，其实比董其武还早。多年来，孙兰峰在军事上的表现，一直都是很好的，就是政治上比较简单，多有不谙。傅作义嘱咐王克俊，现在正是转折关头，蒋介石必定会竭尽全力去拉拢孙兰峰，让他去后对孙兰峰一定要见机行事，多向他陈说利害，尽力劝说、争取。
６月14日，受傅作义派遣，原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及该处宣传科长李杰忠，偕同康保安一起，携带《绥远和平协议》文件，前往绥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