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邓宝珊是了解的。他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他比傅作义大一岁，甘肃天水人，也是以十六七岁的少年之身就投身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讨袁护法的陕西三原起义，任靖国军右翼前敌总指挥，1924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后来“五原誓师”担任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几乎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全过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了。
他最早认识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在他任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委任的秘书葛霁云、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政治教官张海如，都是中共党员。1925年他出任直隶善后帮办，所发通电就是李大钊为他起草的。“五原誓师”后他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更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刘志丹、李子洲等关系融洽，密切合作。1927年，刘伯承顺泸起义失败从四川跑到陕西，也是他热情接待，慷慨解囊，签发护照，保护出关。国民党“清党”，刘伯坚不得不离开国民军后，他还担负起了他的家属的保护、供养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上海，又与中共党员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后来他应杨虎城之邀，到了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及新一军军长，与中共党员汪锋、谢子长等来往密切。“七七”事变后，他先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再任第二十二军军长，坐镇榆林，均与延安有友好往来。物资互济，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也都向榆林的部队和机关邮赠。1943年，他到重庆开会回陕，途经延安，中共中央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部队到郊外迎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宴请，叶剑英专门为他举办欢迎晚会，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周恩来、林彪等，都和他有过深入交谈和多次接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榆林与延安的关系都很好。
当然，有良好的关系，不等于就同意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对共产党了解，也不等于就是理解。内战爆发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但至少，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面对平津现在这样一副状态，考虑问题是会不大一样的。
冯钦哉深有同感。他也不由喟叹：
“事已至此，如何了局是好呢？”
“城内粮草如何？”邓宝珊问。
“也就一两个月吧。”冯钦哉并不十分具体地知道底细。“老蒋倒是来空投过几次。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固守待援的。可他还有什么可援？也就投几包粮食而已。南苑和西苑都被解放军占领了，不能用了，北海结冰可投，我们就叫他往北海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老傅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其他水电燃料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