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才隔两天，杜任之在锦什坊油篓胡同6号杜敬之家，便又听到了蒋介石已从东北飞抵北平的消息。杜任之不由又一阵欣喜。他觉得，傅作义尽管对“起义”的认识还十分遥远，但对由他出面制止全国内战一定在意。他知道，傅作义的志向一直很大，对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精彩之笔一直十分看重。如果能劝说傅作义来一个第二次“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以实现全国和平，傅作义未必不会赞同。于是，他打电话把阎又文叫到杜敬之家，对他说：“我想了，对傅先生来说，老蒋亲来北平，是一个做大事的大好机会。现在全国都在反内战，我相信这一历史潮流傅先生也是会认同的。我认为傅先生可以趁此机会，效法张学良，来一个‘北平事变’，强迫蒋介石通电全国，停止内战。这是一个可与‘西安事变’相媲美的历史事件。傅先生如果能把这件事做成，那就是中国历史的千古功臣！”
有人可能会认为杜任之异想天开，幼稚可笑。但其实站在杜任之当时的角度，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反内战”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最高呼声，也是中共反蒋宣传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内容，“国共和谈”之后，这个精神当然一直贯穿在杜任之的思想之中；而杜任之感到，以傅作义和华北“剿总”的力量及其当时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作用，由他出面来做“逼蒋停战”这件事，不但是实现“和平”的捷径，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当然，正如傅作义所认为的那样，杜任之尽管是大知识分子，但在有些问题的思考上还不免“书生气”。
牵涉到这样的具体问题，阎又文的考虑就有些不同。他老老实实地对杜任之说：“这事可能做不到。张学良是虎子，胆大包天，天塌下来也敢扛；傅先生是另一种人，恐怕没有这种胆量。再说，从实际情形看，北平有蒋系中央军四十多万，比傅先生的实力大得多，即使傅先生有意这样做，恐怕也控制不了局势。”
杜任之想了想，还是希望阎又文把他的意思告诉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阎又文说得对，傅作义的确不是这种人，对他来说，采取“西安事变”方式“逼蒋”简直不可思议。杜任之的建议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以宜生的个性，你认为他会投降中共吗？”
接连几天，华北“剿总”都显得紧张异常，忙碌不堪。不久，傅作义将派兵援锦的消息也慢慢透露出来了。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已急急赶往天津查看公路、港口情况；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已遵照傅作义的布置，积极去勘察援锦的道路、桥梁；傅作义已同意老蒋的计划，以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为司令组建第十七兵团，驻北平西郊的青年军第二○八师也已准备调往塘沽，并准备扩编为第八十七军，划归第十七兵团序列。同时，傅作义的嫡系骑兵第四师和步兵第十七师，也已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一带活动。看样子，傅作义马上就要举兵出关了。
杜任之急得要命，几次要见傅作义面陈利害，都因傅作义太忙而未能见面。正着急间，从东北传来捷报：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
锦州解放，等于已关上了东北大门，东北战局很快将急转直下。杜任之觉得这是说动傅作义的又一个好机会，就又让阎又文联系见面。
阎又文回说：“这几天傅先生的心情很郁闷，不想见人。傅先生说了，过几天他一定请你过去好好谈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