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保卫战后，由于与阎锡山的关系不很顺畅，傅作义心情有些郁郁。有一次，杜任之在临汾见到傅作义时，傅作义对他说了要打回绥远去的想法，为了加强部队政治建设，请杜任之给他介绍一些有作为的政工人员。杜任之通过中共组织给他推荐了两名“抗大”学生和七八名“民大”干部，并对他说：“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实际只能管辖晋南的十来个县，绥远前线不能依靠第二战区，应该自己发展。”傅作义把他视为知己，也毫不隐讳地说：“阎锡山对前线无能为力，而且对咱‘南路人’有成见，咱必须靠自己独立发展，也还希望你们能大力支持。”从那以后，傅作义在绥远，杜任之在山西，后来又见过几次面，杜任之总是尽力给傅作义以帮助。
对杜任之的身份，傅作义嘴上不说，心中有数。但他这个人有这个本事，不管你是不是真共产党，只要你对他有用或没有大的妨碍，他就都可以“容纳”并加以利用。何况那时“国共合作”，傅作义本来就与中共的关系密切。只是内战爆发后，傅作义用心执行蒋介石“剿匪戡乱”的反共命令，由绥西向东“接收”，“势如破竹”地侵占了绥远、察哈尔、热河的许多解放区，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华北王”，军务政务都异常繁忙，才好像把这位共产党朋友渐渐淡忘了。
可是，1948年7月的一天，阎又文突然悄悄地向傅作义报告：“杜先生从太原来了，想见见总司令。”阎又文，就是在山西时由杜任之和周北峰推荐给傅作义的那个秘书，现在已是“剿匪”总部的政工处少将副处长。
“哦？”傅作义一愣。杜任之怎么突然来了？记得1946年10月傅作义率部“收复”张家口之后，曾发过一个通电，杜任之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他通电内容的“狂妄”，说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劝他不要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当时他不以为然，一笑置之。可谁知两年不到，局势果然变化巨大，国共两党虽不能说已强弱易势，却至少已旗鼓相当，何以竟被他不幸而言中！在这样的时候跑来，杜任之可能又有什么说法了吧？他吩咐阎又文：“快请！”
阎又文立即去把杜任之接到“剿匪”总部大楼见傅作义。
“傅先生，我是因共产党嫌疑，在太原已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才跑到这儿来的。”杜任之在阎又文和杜敬之陪同下见到傅作义之后，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先表明自己的来意。“你这儿能不能让我安全住下去？如果能，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能，我就走。”
杜任之之所以敢这么说，当然是以他对傅作义为人的了解和两人相互间的深厚关系为基础的。
傅作义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被觉察的微笑。什么“共产党嫌疑”！你老兄不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