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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像全国一样，老三届，即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高中生，统统都下乡了。到了六九届初中生要毕业了，便传说要恢复高中，所以这届学生就又蹲了一年，但也没叫高中。到了七○届也要毕业了，却又说高中不恢复了，这两届毕业生要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去四川，去云贵修铁路。结果那两届便加入了修铁路的大军。到了伟所在的七一届初中毕业时，当真恢复了高中，只不过将“文革”前的三年学制缩短成两年，于是乎这批学生都成了高中生。而且，学校也开始慢慢地教一点高中的课程。社会上还风传，今后大学又要像“文革”前一样，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可转眼这“文革”中的第一届高中生也要毕业了，考大学的事却连影子都没有。关于这批高中生的出路当时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批人要去当工人，有人说这批人要去当兵，还有人说这批人要留到城市里当清洁工，唯独没有人传说这届学生会下乡。因为，到了1973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已经广为流传。有个叫李庆霖的家长还斗胆给伟大领袖写了信，反映了知青在乡下的种种遭遇。老人家竟在百忙中给这位家长回了信，还寄了两百块钱，说是让他“聊补无米之炊”。这一下可给告状开了戒，更多的问题源源不断地反映上来。为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多次派出慰问团，分赴各地帮助解决知青的困难。一股返城的暗流形成了，工矿企业已经开始从知青中招工，街道也在接受知青病退、困退的回城申请。总之到了1973年，在古城上山下乡的热乎劲早已过去。有能耐的家里，早早为子女做了安排，或去当兵，或去工矿，或干脆在毕业以前找个借口退学。但多数家庭对于子女的将来只能听天由命，但暗地里都在祈祷千万不要让下乡的命运落在他们头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