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对于父亲陈仲庭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高高的个头，单薄的身板。伟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走了就再没回家。后来，伟在填无数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时，父亲一栏总是空的。说起来让伟抬不起头的事真不少，譬如刚上初中时，在妈妈的威逼下，伟穿上她的一条旧裤子。虽说妈妈已做了一点改造，前面开了一个小口，但还是很快被班上那几个好事之徒识破。当伟被膀大腰圆的王建国提溜到讲台上，当众展示他的裤子是从旁边而不是从前面开口时，伟恨不得变只蚂蚁，钻到地缝里去。但这些事比起父亲不明不白的失踪，就算不上什么了。总之伟觉得自己挺倒霉，生到“红五类”家里是不敢想了，但起码生在一个中农、上中农、职员、店员家也行啊。
一天，伟带了家庭情况调查表回来，发现许多地方不知怎么填，好容不易等到妈妈回来。
“妈，父亲……怎么填？”
“不填，空着。”
“咱家什么成分？”
“嗯……也能空着吗？”
“不行，老师说成分必须填！”
“就填资本家吧。”妈妈尽量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不敢。”
“毛主席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么？”
“我——不。”伟嗫嚅着。
“那，这样吧，外公解放前也是教授，你填自由职业者吧。”
闲极无聊，一天伟从妈妈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外文书，看了看，看不懂，就试着用字典翻译。他先用德汉大字典，对不上号，又用英汉大辞典，竟然能拼出点意思。伟一时激动得不能自已。这本书似乎叫做《两个城市的故事》——母亲后来说标准汉译应该是《双城记》。伟觉得开头那句话真是耐人寻味：“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伟决心坚持读下去，像破译一份密码一样去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伟把自己目前的状况看得和被囚禁没有什么两样，这部貌似天书的《双城记》里似乎埋藏着通向自由的玄机。齐绣暄看到儿子突然狂热地学起英语，有点担心，但更多的是感到欣慰。儿子终于懂事了，学有一技之长，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想到这里，齐绣暄就觉得鼻子酸酸的。
伟伟的外公齐兆儒“文革”前在国务院参事室做参事，“文革”初受了一些罪，后来上了毛主席的保护名单，被转移到外地休养。最近听说又要搞政协了，放老先生们到各地走走，名曰考查。外公到古城后，有意多停几天。齐老先生见到女儿、外孙，寒暄没几句，就发现伟伟的头又埋进书里。
“伟伟呀，不是都不用上学了吗？你在用什么功呢？”外公问。
“我在看书。”
“我知道你在看书。你在看什么书？”
“《双城记》。”伟头都没抬。
“伟伟读的是原文，爹爹。”齐绣暄及时加上一句。
“好！我的孙子有志气！了不起！”齐老先生兴奋地直拍桌子。
临走那天，外公把伟伟叫到跟前，一边摸着伟伟的头，一边递给他一封信。
“伟伟呀，你能刻苦学英语，外公很高兴。不过……”外公停了停。
“学外语呀，这样可不行，这样下去要变成聋子哑巴。前两天，在你们省里开会，碰见我早年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这里师大的校长。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在外语系给你找个事做做，主要目的是接触一些专业教员……”
“爹爹，您还是老思想，现在哪兴这个！”齐绣暄打断父亲。
“你不要管，我不能让伟伟像你一样，学成聋子哑巴英语！”
于是，伟拿了外公的信，找了师大常校长，然后被孙教务带到外语系。 |
